一.民俗風格

北武當廟寺廟音樂由于民歌、小調(diào)的融入，宮廷音樂的潤色，南北佛家的唱腔互滲，形成濃郁的音樂特色。武當廟寺廟音樂的文樂唱譜是用我國古代“工尺譜”的記譜方法記錄下來的；而武樂，也是用我國一種古代對打擊樂器豎行式的記譜方法記錄下來的，又名“渣渣子”，是北武當廟佛教音樂最具價值的部分。

經(jīng)明末清初理義大法師，清康熙年間心禧老和尚、清末的寂念高僧、續(xù)早老法師等歷代僧人唱念演奏傳承至今，以口傳心授的方式延續(xù)下來，流傳于寧夏全境，內(nèi)蒙古磴口、甘肅平?jīng)?、陜北西部等地區(qū)。北武當廟壽佛寺原留存佛教音樂工尺譜八百多首，“渣渣子”譜三百余首，現(xiàn)僅存有師弟子相傳的常用曲譜幾十首，平羅縣佛教協(xié)會徐建業(yè)會長是“渣渣子”現(xiàn)今為數(shù)不多的傳承人之一?！霸印币褳l臨滅絕，若不予搶救與保護，將會隨知者的故去而滅失。

二.有關(guān)歷史

“渣渣子”是我國古代的“工尺譜”之外的一種記譜方式，是用來記錄樂曲的節(jié)奏、音符、所示法器的種類的一種特殊的記錄方法，與簡譜、五線譜不同的是它采用豎行記譜方式，用不同的符號代表不同的法器。以符號的距離遠近表示時值的長短。“渣渣子”與工尺譜結(jié)合起來，音階，又有了音符，便可構(gòu)成基本的樂譜。演奏時一般是一人一件法器，與唱念、笛笙等樂器合起來，眾僧共同演奏、唱念。主要用于祝圣法事、大型集會（如迎大法師、貴賓等）活動。

佛教音樂“渣渣子”的幸存，證明了中國古老的佛教音樂（打擊樂）的記譜方法還沒有消失。它以其獨特的自成體系的記譜方式，證明和記錄了北武當廟壽佛寺佛教音樂，對研究佛教音樂具有很高的學術(shù)研究價值和歷史文化價值。

渣渣子的重要價值在于：它和工尺記譜法結(jié)合起來，讓我們在沒有簡譜和五線譜的情況下，使從事音樂曲譜創(chuàng)作成為可能。和簡譜、五線譜不同的是，渣渣子采用豎行記譜的方式，用不同的符號代表不同的法器，以符號的距離遠近表示時值的長短。渣渣子演奏時，一般是一人一件法器，與唱念、笛笙等樂器合奏，眾僧共同唱念，主要用于祝圣迎佛、大型集會等法事。

“渣渣子”音樂與原屬平羅縣的北武當廟，也就是今天的壽佛寺有密切聯(lián)系。武當山壽佛寺興建于明朝，鼎盛于清代，因供奉真武大帝石像，故稱為武當廟，為區(qū)別于湖北武當廟遂稱為北武當廟。北武當廟壽佛寺僧人屬臨濟宗岔岔派，是寧夏最大的子孫常住寺院。

明末高僧理義法師宣弘佛法，道場大興，清初，因清廷王室信佛，遂使壽佛寺道場頻繁。在佛教供佛儀規(guī)中，均有“樂供養(yǎng)”，即以音樂作為一種供養(yǎng)的形式，以示對佛的恭敬和虔誠，用詩歌、詞牌的歌詠配以打擊樂器：鐘、磬、鐃、鈸、鐺、鉸、鈴、鐸、木魚、韻漏、鼓等法器及笙、簫、笛、管、箏、箜篌、古琴等樂器，以打擊樂為主，每日四堂功課，隨著頻繁的佛事活動，佛教音樂隨之發(fā)展，記錄這種打擊樂的“渣渣子”也隨之產(chǎn)生了。

渣渣子與工尺記譜法的結(jié)合，與我們現(xiàn)在的簡譜或五線譜非常接近，既有音階，又有音符，雖然于簡譜、五線譜的記譜方式比較起來略顯笨拙，但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可以構(gòu)成完整的音樂曲譜，不能不說這是佛教文化對中國古典藝術(shù)的一大貢獻。

北武當廟壽佛寺留存的佛教音樂原有工尺譜800多首，“渣渣子”譜300多首，但在“文革”中遭到嚴重破壞，現(xiàn)在僅存的只有僧人師徒口傳心授的常用曲譜幾十首，即使在《中國民族音樂集成》寧夏卷中，也少有記錄。工尺譜與渣渣子相結(jié)合，相當于現(xiàn)在的簡譜。渣渣子管時間長短，工尺譜管音階和音譜。隨著簡譜、五線譜的普及應用，渣渣子已逐漸被淘汰和遺棄，瀕臨滅絕。徐建業(yè)呼吁：對于渣渣子，若不盡快給予搶救、保護，必將隨知者的故去而滅失。

據(jù)介紹，佛教音樂“渣渣子”之所以能夠在平羅流傳至今，和曾經(jīng)在壽佛寺參禪修行過的歷代高僧極有淵源，因為他們都是佛教音樂“渣渣子”的念唱、演奏高僧。他們用口傳心授的方式，讓這項佛門音樂傳承至今，流傳于寧夏全境，內(nèi)蒙古磴口、甘肅平?jīng)觥㈥儽蔽鞑康鹊貐^(qū)。

徐建業(yè)介紹：武當廟里集中了藏傳佛教音樂、蒙古族佛教音樂、漢族佛教音樂，以北方漢族佛教音樂最為流行，漸漸融合在一起。而佛教音樂分為南方韻與北方韻。如今，世上流傳的佛教音樂中南方韻很多，而北方韻已是鳳毛麟角，因此也是瀕危的品種。徐建業(yè)為記者分別演唱了北方韻與南方韻。

北武當廟的佛教音樂沿襲的北方韻，是以流傳于北京一帶的佛教音樂為主。據(jù)說，清代的皇宮里經(jīng)常有八大剎念經(jīng)。八國聯(lián)軍打進北京后，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時，文武大臣都自身難保，更何況出家的僧人了。在逃往西安的僧人中，有一個人是八大剎的維那師（負責主持音韻高低快慢）。當他走到寧夏時就留在了這里，沒有跟隨慈禧太后返回北京。留在寧夏的維那師改名昌瑞法師，他對吹打?qū)懩顭o所不通，可以說，是昌瑞法師把北京當時流行的佛教音樂即北方韻帶到了寧夏。

留在寧夏的昌瑞和尚曾在銀川普濟寺?lián)芜^輔導，還在武當廟輔導過。武當廟里的廣煜和尚也曾和北京八大剎結(jié)下過不解之緣，對于推廣北方韻，傳承渣渣子也做出過貢獻。據(jù)說廣煜和尚在北京受戒時，跟隨檀柘寺方丈念過孔雀冥亡經(jīng)。那時，慈禧太后指名要聽孔雀經(jīng)，但當時她身邊已經(jīng)沒有人會念了。廣煜和尚自告奮勇要試試。他念完孔雀經(jīng)后，慈禧太后非常高興，要把他留在檀柘寺。但廣煜不愿意留下來，最終還是回到了武當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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