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甘回亂，又稱同治陜甘回變，是清朝同治年間（1862年至1873年）爆發(fā)的一場波及陜西、甘肅兩省的大規(guī)模動亂。這場動亂主要牽動了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民眾，因此亦被稱為回民起義。其起義的根源復雜，涵蓋了清朝末期的政治腐敗、經濟剝削、民族間的緊張關系以及宗教信仰的沖突等諸多因素。

起義的直接觸發(fā)因素是漢族地主團練對回民的殘酷壓迫和欺凌，以及清朝政府的不當民族政策。在動亂中，回民在宗教領袖的引領下，曾試圖在中國西北地區(qū)建立起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這場大動亂帶來了深重的后果，不僅導致大量人口的喪失，還嚴重破壞了社會經濟。據歷史記載，陜西在戰(zhàn)亂中損失了高達622萬的人口，而甘肅的人口損失更是達到了驚人的1455.5萬。

為了平息這場由漢族地主團練對回民的殘酷壓迫和欺凌所引發(fā)的動亂，清政府派出了左宗棠等將領率領軍隊進行鎮(zhèn)壓。左宗棠在鎮(zhèn)壓過程中，采用了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的策略，既進行了嚴厲的軍事打擊，也嘗試通過政治手段進行安撫。然而，在清軍與回民的沖突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最終，在左宗棠的指揮下，這場動亂得以逐步平息。

這場動亂對中國西北地區(q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改變了當地的民族分布格局，更對晚清至民國時期的西北政治局勢帶來了重大影響。同時，這場動亂也牽動了國際社會的目光，與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外部壓力及邊疆危機緊密相連。

這場歷史事件極為復雜，牽涉到眾多因素，因而不同歷史學者可能對其有不同的解讀和評價。在探討此類歷史事件時，我們應當時刻保持客觀和理性的態(tài)度，避免片面地將其歸為某種標簽或受情緒影響。

歷史背景

這場同治陜甘回變，背景深遠且復雜。它發(fā)生在19世紀清朝同治年間，地點位于中國西北地區(qū)，是一場持續(xù)了長達10余年的族群與宗教戰(zhàn)爭。從1862年一直持續(xù)到1873年，這場戰(zhàn)爭不僅波及了陜西和甘肅，還蔓延至寧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其起因涉及多個方面，包括太平天國運動引發(fā)的清朝西北防務空虛、清政府對人民的盤剝加劇、地方政府的欺壓、民族與宗教信仰的差異，以及長期積累的民事和刑事矛盾等。這些矛盾在回民和漢民之間日益激化，最終引發(fā)了殘酷的報復性屠殺。左宗棠率領的湘軍在1873年徹底平定了這場動亂，但戰(zhàn)爭給中國西北地區(qū)的經濟和文化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據統(tǒng)計，陜甘兩省在戰(zhàn)亂中損失的人口總數高達約2000萬，這一數字令人觸目驚心。戰(zhàn)后，清廷對許多戰(zhàn)敗的回民叛亂者采取了嚴厲措施，將他們流放到西部更偏遠的山區(qū)和土地貧瘠的地方。

云南回亂

在太平天國運動的余波影響下，滇西地區(qū)于咸豐六年（1856年）爆發(fā)了回、漢、白、彝等多族人民的聯合反清起義。這場動亂中，回族領袖杜文秀被擁立為“總統(tǒng)兵馬大元帥”，標志著回亂正式爆發(fā)。杜文秀率軍攻占大理，并建立了由回族、漢族、黎族、白族等18大司組成的龐大政權。有傳聞稱，杜文秀曾意圖在云南建立伊斯蘭蘇丹國，盡管這一說法尚未得到確證。

在大理政權后期，杜文秀的義子劉道衡曾以蘇丹親王的身份赴倫敦向英國女王求助，然而這一請求被英帝國拒絕，當時太平天國已徹底失去西方支持，而清廷則趁機平定了回亂。劉道衡因故滯留緬甸，而云南回亂的影響也迅速蔓延至貴州、四川乃至回民聚居的陜甘地區(qū)。在此期間，云南回民頭目任武前往陜西進行宣傳鼓動，進一步加劇了回漢之間的矛盾。

清朝同治年間，西北地區(qū)的官僚和地主對當地人民實施了沉重的田賦附加剝削。自康熙六十一年起，清代的田賦附加便開始征收，起初是為了彌補政府辦公費和官吏津貼的不足。然而，隨著乾隆年間的加征“平馀及嘉慶道光年間的進一步加征，田賦的實際征收量大幅增加，甚至達到了正規(guī)田賦的160%。

在陜西，除了民田外，還有元明時期遺留下來的“屯衛(wèi)田”和“更名田”，這些均為官產。農民耕種官田時，必須繳納包括“本色”、“樣糧”、“土糧”和“馀糧”在內的多種稅費，而倉吏在收租時又巧立名目，將多個項目攤派到租賦之中。

同治年間以前，以永豐、敬錄兩倉道為例，政府每年的征糧收入僅為十八萬石，然而官吏對納糧百姓的剝削量卻高達二十幾萬之多。這種沉重的剝削使得貧苦農民無論回漢都無法生存，更別提忍受附加之外的徭役了。

此外，西北地區(qū)自清代以來一直戰(zhàn)事不斷。統(tǒng)治者發(fā)動的新疆、西藏、金川以及鎮(zhèn)壓白蓮教等戰(zhàn)役使得兵差特別繁重。例如，乾隆二十年為供應索倫錫伯軍隊過境，陜甘八個州府便需供應大量軍需物資，派遣了一萬一千九百頭馬騾。

鴉片戰(zhàn)爭后，清政府對外割地賠款，對內則需籌措大量軍費鎮(zhèn)壓各地農民起義，這使得對農民的苛捐雜稅更加沉重。在回民暴動之前，陜西地區(qū)就已爆發(fā)過兩次農民運動。盡管這些起義最終都失敗了，但它們揭示了當時社會矛盾的尖銳性。

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蹂躪江南，清廷喪失了最大的財政來源，財政壓力因此轉移到了北方。隨著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以及河南、山東捻軍的爆發(fā)和云南、貴州等地回民戰(zhàn)爭的加劇，財賦之壓力更進一步轉移到了西北及山西等地。陜西作為西北較為富庶的地區(qū)，被視為餉源所在，成為了清政府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主要基地之一。《清實錄》記載：“此時京餉及各軍餉糧，均賴山、陜西省接濟?！笨梢娖涞匚恢匾?。

陜西防務的空虛狀態(tài)

在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的沖擊下，陜西清軍主力被調往南方，導致陜西防務空虛。這一狀況為后來的陜西回亂埋下了隱患。白彥虎，作為陜西回亂十八元帥之一，曾被征召參與鎮(zhèn)壓太平天國等叛亂，他的經歷也反映了當時陜西清軍的困境。

回民起義的爆發(fā)

隨著太平軍與捑軍進逼陜西，清廷在西安就地起用張芾協(xié)辦團練以抵御叛軍。張芾在當地享有聲望，他自告奮勇調解回漢沖突，并點名要回民頭目任武出面。然而，任武認為此前漢民團練等對回民的屠殺只是開始，他率領回眾綁架了張芾，并在張的坐轎中發(fā)現“秦不留回”的傳單，將張芾殺死。為了消除回民的疑懼，任武甚至殺死了自己的妻兒。這一事件引發(fā)了新老教派教宦門閥的紛紛起事，進一步加劇了陜西的混亂。

回民起義的演進

在任武殺死張芾后，回民的起義情緒進一步高漲。新老教派教宦門閥紛紛響應，陜西的混亂局勢愈發(fā)不可收拾。

圣山砍竹，這一回變前夕的嚴重回漢沖突，成為陜西混亂局勢的又一導火索。舊史籍記載，這場械斗由砍竹事件直接引發(fā)。具體來說，四月初，亂賊從大峪出沒，渭邑趙權中曾招募回勇五百人防衛(wèi)劉峪口（位于華縣南）。然而，這些回勇在關鍵時刻潰逃，沿途制造事端，最終在圣山村砍竹時與漢民發(fā)生沖突，又在瓜坡進行斗毆?；赜码S后赴州控訴，但華州知州濮堯在審理時判定回民理虧，并宣布：“今后回民傷害漢民以十抵一，漢民傷害回民以一抵十?！边@一判決激起了回民的憤怒，尤其是回民快頭秦英，他憤憤不平地離開公堂，密謀叛亂。同時，巡撫瑛棨在奏折中也指出，此次漢回間的爭端起源于華州回民購買竹桿時，因漢民抬價而引發(fā)的爭執(zhí)，最終導致回民傷亡。隨著亂事的進一步擴大，清軍開始進行反攻。

1862年五月，張芾被回民殺害后，回民武裝迅速壯大，并于同年6月底包圍了陜西省城西安。隨后，回民馬占鰲、馬桂源、馬文祿等人在甘肅境內相繼起兵，哲合忍耶派教主馬化龍也在金積堡發(fā)動起義。

清廷對此作出反應，命令多隆阿督辦陜西軍務。然而，多隆阿的部隊在途中遭遇太平軍阻擊，清廷不得不另派勝保帶兵入陜。但勝保在戰(zhàn)斗中失利卻謊報勝利，最終清廷決定讓多隆阿率軍進入陜西與回軍作戰(zhàn)。

多隆阿在陜西展開了對回軍的攻擊，并于1863年二月攻占了回軍在同州的兩個重要據點。同年九月，他又攻占了蘇家溝和渭城灣，擊斃敵軍一萬七、八千人，迫使陜西回軍向甘肅撤退。

在多隆阿的持續(xù)攻擊下，當地“順天軍”藍大順部也被擊潰。1864年4月1日，多隆阿收復了盩厔，但在進城時遭遇流彈受傷，最終于5月18日因傷重不治。

回民起義期間，大量漢民紛紛逃入有清軍和民團防守的城市以避難。然而，回軍在攻陷固原城、平涼府城、寧夏府城以及靈州城等地時，都進行了殘酷的屠殺。其中，固原城內官民男婦共死者二十余萬人，平涼府城官員死節(jié)者百余，士民死者數十萬。此外，寧夏府城和靈州城的屠殺也造成了大量漢民的死亡。同年鞏昌府的城內回民也幾乎被漢民殺盡。1864年二月，回軍再次攻陷渭源縣城，導致數萬生靈涂炭，滿城官員無一幸免。

多隆阿逝世后，清廷任命楊岳斌為陜甘總督，繼續(xù)鎮(zhèn)壓回軍。然而，陜甘地區(qū)不僅戰(zhàn)亂頻仍，還遭遇了嚴重的旱災，加之境外接濟不足，清軍糧餉匱乏，多次發(fā)生嘩變。面對這些困境，楊岳斌束手無策，最終在1866年請辭。清廷隨后改派左宗棠接任陜甘總督，試圖打破這一膠著狀態(tài)。

1866年，回軍攻陷了靖遠縣城，造成“漢人死者男婦約十萬”的慘狀。到了1867年四月，回軍又攻占了合水縣城，導致“人民殺斃餓死者十有六七”。

在左宗棠接任陜甘總督后，他明確了進兵的先后順序，并致力于解決糧餉問題。左宗棠首先對捻軍展開攻擊，并在1868年成功平定了西捻軍。隨后，他轉向陜西，與回軍展開激戰(zhàn)。為了解決糧餉匱乏的問題，左宗棠推行了屯田政策，并從外地購買糧食運往陜甘地區(qū)。此外，他的軍隊配備了大量西式槍炮，這為他后來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在陜北的戰(zhàn)斗中，左宗棠派劉松山進攻，并在1868年十二月擊敗了以陜北為根據地的漢人武裝董福祥軍。董福祥率領部眾歸降，劉松山從中挑選精銳士兵編成清軍三營，從而加強了兵力。

與此同時，陜西的回民武裝在甘肅東部成立了“十八大營”，對陜西展開反擊。但到了1869年二月，左軍攻占了董志原并收復了慶陽，此役回軍損失慘重。至五月，陜甘境內的回軍已被肅清。隨后，陜西回軍向甘肅北路回軍馬化龍部的根據地金積堡撤退。

左宗棠命令劉松山從陜北向金積堡進發(fā)，以追擊撤退的陜西回軍，同時，他派雷正綰等人從董志原等地出發(fā)，向固原進軍，以提供支援。然而，馬化龍在1866年向清朝請降后，仍秘密保留武裝，并繼續(xù)以金積堡為中心擴張勢力，援助其他回軍。左宗棠識破了馬化龍的虛偽，而馬化龍也預感到左軍的不善意圖，因此加強了軍備和防御工事。

到了1869年八月，劉松山對靈州一帶的回軍發(fā)起了進攻。面對清軍的逼近，馬化龍在求和未果后，決定重新反叛。同年九月，馬化龍的回軍在靈州屠殺了十余萬漢民，并搶奪了他們的財產和婦女。劉松山隨后攻占了靈州，并繼續(xù)向金積堡發(fā)動進攻。在遇到抵抗的回民堡寨時，他往往會下令在攻破后不分軍民地全部屠殺。

1870年正月，劉松山在戰(zhàn)斗中不幸陣亡（一說是在接受回軍投降時被刺殺，但此說法缺乏確鑿證據）?；剀姵藱C展開反攻，并再次進入陜西境內。清廷為了應對這一局勢，命令李鴻章協(xié)助處理陜甘軍務，并增派兩萬多名淮軍進入陜西。左宗棠則起用劉松山的侄兒劉錦棠來接管劉軍的指揮權，繼續(xù)對金積堡展開進攻。最終，在1870年三月，陜西境內的回軍被徹底肅清。

1870年五月，天津教案爆發(fā)，李鴻章被召至天津處理善后事宜，隨后更出任直隸總督一職，淮軍因此也從陜西撤走，鎮(zhèn)壓回軍的任務便交由左宗棠繼續(xù)承擔。在清軍的嚴密封鎖下，金積堡的糧食供應逐漸枯竭。為了減少糧食消耗，金積堡方面不得不放出平民向清軍投降。最終，在1870年十一月，堅守金積堡已久的馬化龍因糧盡援絕而向清軍投降。

在馬化龍投降時，他承諾會交出全部軍械。然而，清軍卻在金積堡內掘出了馬化龍私藏的大批洋槍，這可能引發(fā)了清軍對劉松山戰(zhàn)死之仇的報復心理。因此，左宗棠在1871年正月下令處死了馬化龍，并殺死了他的親屬及部眾約二千人。其他投降的回民則被分別押往不同地點進行安置。

隨后，左宗棠在1871年進駐甘肅，并開始著手處理陜西回軍的殘余勢力。這些殘余勢力從金積堡逃到河州，再從河州逃到西寧。在1872年四月，河州回軍的頭目馬占鰲選擇投降，并被左宗棠編入清軍。

左宗棠的下一個目標是盤踞在西寧的馬桂源、馬本源兄弟。經過一番激戰(zhàn)，清軍在1872年十月收復了西寧城。到了1873年二月，馬桂源和馬本源被俘虜并處死，以此結束了他們的反抗。以白彥虎為首的殘余回軍最終被迫退出青海，逃至新疆投靠阿古柏，后又逃至沙俄并最終死于俄國。

1873年九月，肅州回軍首領馬文祿在堅守肅州城兩年后因糧盡而向左宗棠投降。肅州城曾遭受回軍嚴重破壞，漢民三萬余人中，精壯者被殺，婦女被擄，到清軍收復時，城內僅剩老弱者千余人。左宗棠在同月處死馬文祿，并殺死投降的回軍一千余人及城內除老弱婦女外的回民數千人，同治陜甘回變至此結束。

清廷在鎮(zhèn)壓回民暴動后，為維持陜甘地區(qū)穩(wěn)定，防范回民再次暴亂，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將投降的回民與漢民分隔安置，避免回漢雜居；限制被遷移的回民不得返回原居地，如需遠行需申請“路票”并限期返回。

值得注意的是，馬占鰲在“新路坡”戰(zhàn)斗中表現出色，雖打死左宗棠悍將并使湘軍潰散，卻因此一戰(zhàn)成名。戰(zhàn)后，他派兒子等十名戰(zhàn)將的兒子赴左宗棠中軍大營請降，并親自帶領十二名首領前往蘭州請罪。左宗棠對馬占鰲的態(tài)度寬容，不僅解除了他的夾鎖，還與他徹夜長談，稱贊他“明大義，懂軍事”，從而為馬占鰲網開一面，未對其進行嚴厲的善后處理。這一事件為馬氏家族在西北的崛起奠定了基礎，馬家軍左右中國西北政局長達七十多年之久。

深遠影響

這場戰(zhàn)亂對陜甘兩省的民族分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戰(zhàn)爭過程中，回民與漢民之間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的屠殺。據《中國人口史》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年）前，甘肅（包含現今的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和青海省西寧市海東地區(qū)）的人口約為1900萬。然而，到了光緒六年（1880年）戰(zhàn)后，該省人口僅存495.5萬，損失了高達1400萬人口，占比達到74.5%。同樣，陜西在咸豐十一年時的人口為1394萬，但在同治元年至光緒五年的17年間，人口銳減至772余萬，損失總數達622萬，占比44.6%。在這17年的戰(zhàn)爭期間，因戰(zhàn)亂導致的人口損失約為520.8萬，占比高達83.7%，而災荒造成的人口損失僅占16.3%?；孛裨谶@次戰(zhàn)亂中遭受的損失尤為慘重。戰(zhàn)后，陜西省原有的約200萬回民僅存西安城內和陜南的2-3萬，其余6萬余投降人口被安置于平涼、涼州等地。甘肅省的回民在戰(zhàn)爭中死亡或失蹤的人口超過八成，漢民也損失了近七成。此外，約有5000名回民隨白彥虎逃至俄國，演變成為今天的東干族。

戰(zhàn)前，陜西省的人口總數超過1300萬，其中漢民占據多數，達到1100多萬，約占82%。回民則約為200萬，占總人口的15%，尤其在關中地區(qū)，有時會出現民七回三的情況。此外，還有數十萬其他民族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約為3%。然而，戰(zhàn)后陜西省的人口銳減至700多萬，死亡或失蹤人口高達600多萬。在失蹤或死亡的人口中，漢民達到了400多萬，而回民則約為190萬。戰(zhàn)后，整個陜西省內僅存的回民人口主要集中在西安城內，數量不足4萬。

同樣，戰(zhàn)前的甘肅省人口約為1900萬，涵蓋了現今的甘肅、寧夏和青海東部地區(qū)。漢民和回民分別占總人口的60%和36%，其他民族則占4%。然而，戰(zhàn)后甘肅省的人口大幅下降至約500萬，死亡或失蹤人口高達1400萬。在失蹤或死亡的人數中，漢民和回民分別損失了約800萬和600萬。

總體來看，陜甘兩省在戰(zhàn)亂中死亡或失蹤的人口總數約為2000萬。其中，漢民的死亡或失蹤人數約為1200萬，回民則為近800萬。至于其他民族的數據，則因資料缺乏而無法詳細統(tǒng)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