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清朝衰落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鴉片戰(zhàn)爭為標志，中國歷史進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鴉片戰(zhàn)爭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訂立，使中國社會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開始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

辛酉政變后，隨著太平天國的失敗，清廷政局逐漸穩(wěn)定下來，慈禧太后的統(tǒng)治地位也日趨鞏固。

革命黨反清運動

1894年11月（光緒二十年十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1895年2月，孫中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規(guī)定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眾政府，鮮明地提出了中國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個綱領。

1896年，在廣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被清廷通緝，遭香港當局驅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從海底電纜偵查到孫中山從美國紐約坐船到英國，當時孫中山是欽犯。一星期后他在英國利物浦登陸。10月11日，孫中山被公館抓住。12日到14日，孫中山設法與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ne）取得聯(lián)系，但全都失敗了。他扔出去的小紙條由于地理原因沒有拋到街上，反而被人發(fā)現(xiàn)。清使館決定以“遣送瘋子”之名通過水運把孫送回中國。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館仆人間傳開，基督徒的女管家賀維太太知道后于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档吕柚篮螅B夜尋找參贊馬格里并且報案，但是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蘇格蘭場警察局報案，并無所獲。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報》。而康德黎擔心公使館可能連夜把孫弄走，專門監(jiān)視公使館動靜。19日，外交部已經(jīng)開始行動——康、孟對此事并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錄口供，申請開庭，監(jiān)視水運。22日外交部轉守為攻。馬格里稱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夾在中間確實難做。但龔拒不放人。當時英國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國使館釋出孫中山，否則將駐英大使龔照瑗及一眾外交人員驅逐出境。《地球報》揭發(fā)這一消息，輿論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稱英庭因為輿論壓力才放孫中山之說也不成立。10月23日，孫中山終于被放。康德黎資助了孫中山50英鎊，出版了《倫敦蒙難記》。“倫敦蒙難”成為當時震驚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的轉折點，使得他從默默無聞變成了世界級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后，在反對清政府的革命陣營中，再也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超過孫中山。

1896年，清政府與沙俄簽署了以日本為假想敵的《中俄密約》，這使日本政府感到極大恐慌，為了對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國內(nèi)部的反清勢力，先是對維新派極盡快籠絡之能事，戊戌變法失敗后，日本政府轉而動起利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的念頭，而孫中山也是從這段時間開始，把活動基地設在了日本。

興中會成立初期，革命黨人中非常缺乏富有文采的人，他們所宣傳的材料，僅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與康有為、梁啟超?；矢牧寂傻男麄飨啾认嘈我娊I。但是仍然留給了年輕人深刻的印象，影響很大，乃至流傳到了南方新軍與北洋軍。革命出版物開始興起，在1903年上?！短K報》案發(fā)前后，革命黨人的書報進入全盛時期。1903年，東京留學界思想愈益活躍，宣傳民族主義、民權學說的刊物相繼出版。上海知識界也出現(xiàn)了新氣象，公開倡言革命。組織革命團體，是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個重要標志。1903年11月，黃興建立華興會。

1905年7月，孫中山、黃興、陳天華等70余人在東京集會，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作為全國的革命領導中心。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其他小團體的成員陸續(xù)加入。8月中旬，孫中山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發(fā)表了《中國應建設共和國》的演說。同月20日，中國同盟會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被推為總理，黃興被推為執(zhí)行部庶務，會議確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綱領。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出版，孫中山在發(fā)刊詞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內(nèi)容的三民主義。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于1905年在東京召開后，一批日本人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例如畢生支持中國革命事業(yè)的宮崎滔天；又如長崎的富翁梅屋莊吉等。日本離中國很近，又是一個島國，那里成為革命黨躲避鎮(zhèn)壓、聯(lián)絡同志、建立組織、籌措資金、培養(yǎng)力量的好去處，并從當?shù)匾齺肀姸鄮椭袊锩娜?。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后，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號召?！睹駡蟆穭?chuàng)辦后，汪兆銘即同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展開論戰(zhàn)。辯論結果，革命派占據(jù)上風，改良派的政治影響大為衰落。

革命派積極發(fā)動了多次武裝起義。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使中國同盟會的精華遭到重大損失，但有力地沖擊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擴大了革命影響。民族資產(chǎn)階級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與帝國主義發(fā)生矛盾，參加并領導了收回路礦權運動和抵制美貨運動。

1907年初，孫中山因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贈款，留給總部的辦報經(jīng)費又相當之少，終于激起了中國同盟會內(nèi)部的反抗，章太炎、陶成章、張繼等人要求孫中山辭去中國同盟會總理職務，另舉黃興擔任總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張的。后因黃興、劉揆一極力勸阻，為大局計，宋教仁才改變態(tài)度。然而，革命陣營的分裂局面已經(jīng)出現(xiàn)，讓宋教仁憂心忡忡。該年2月28日，當他聞知孫中山與黃興因國旗問題爭得不可開交時（孫堅持用青天白日旗，黃認為該旗與日本旗相似，萬不可用。孫不讓步，黃提出辭職）。2月，廣州新軍舉事失敗之后，悲觀失望情緒籠罩整個革命陣營，革命黨人信心大減、斗志衰弱，而中國同盟會的領袖孫中山卻對革命矢志不渝。堅持不懈。為了挽救革命，該年5月，趁孫中山來日本之際，宋教仁與譚人鳳等人請求孫中山改革會務，擴大民主，減少決策失誤?？墒菍O中山卻對宋曾經(jīng)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懷，態(tài)度十分橫蠻，而且極不負責任。他冷冷地對宋教仁說：“同盟會已經(jīng)取消，有力者盡可另樹一幟。

宋教仁等人對孫中山徹底失望，為了讓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廢，宋教仁、譚人鳳等人于該年6月，在東京研究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部，調(diào)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隊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會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膽識，徹底否定了孫中山在兩廣沿海地區(qū)零敲碎打的自殺式會黨策略。中國同盟會中部總部在上海成立后，宋教仁作為中部總部的靈魂人物，領導革命黨人以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為革命重心，加強與各革命團體的聯(lián)系與聯(lián)合，并制訂了1913年在兩湖及江淅同時起事的戰(zhàn)略部署。

1911年3月，武漢新軍各標營均已經(jīng)建立起文學社的組織。共進會主要集中于新軍八鎮(zhèn)第16協(xié)第32標發(fā)展會員。武昌起義時已經(jīng)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學社和共進會，約占新兵總人數(shù)的三分之一。文學社和共進會是新興知識階層的革命組織，新軍士兵是發(fā)動革命的潛在力量，文學社和共進會一直以新軍士兵作為主要工作對象。

立憲運動

雖然早在戊戌變法期間及之前，王韜、鄭觀應、康有為等人就先后提出過立憲，1893年，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首次要求清廷“立憲法”、“開議會”，實行立憲政治，在我國首次使用“憲法”一詞，由此開啟了中國最高法意義上的憲法理念時代。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中國因爆發(fā)義和團事件，導致八國聯(lián)軍入侵，朝廷內(nèi)部頑固保守勢力也受到嚴重打擊。

日俄戰(zhàn)爭結束后，日本認為以其國力不足以獨霸中國。為了給自己爭取時間，同時遏制其他列強在華吞食過多利益，日本改變了對待清政府與革命黨的態(tài)度，不再支持孫中山革命活動，取消了對孫中山長達十幾年的政治庇護，查封了同盟會會刊《民報》。

為了消弭革命，拉攏資產(chǎn)階級，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tài)。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7月，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9月1日，清廷正式頒布“預備仿行憲政”諭旨。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9、10月，下詔籌設資政院和咨議局，允許資產(chǎn)階級可以通過選舉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議等部分權力。上層資產(chǎn)階級從中看到了希望，紛紛成立各種立憲團體，從事君主立憲活動，準備參預政權。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8月，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規(guī)定大清帝國萬世一系，同時宣布預備立憲以9年為期，使得時人對君主立憲信心大增。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冬天，光緒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3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改元宣統(tǒng)。

但是攝政王載灃在另一方面采取集權措施，積極推行由皇族獨攬國家大權的政策，大肆提升載濤、載詢等滿族親貴的官職，居政府首席的慶親王奕劻則老耄而好賄。同時滿洲親貴和漢族官僚之間的矛盾加深。1910年（宣統(tǒng)二年），國會請愿同志會在北京連續(xù)發(fā)起。國會請愿運動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

1911年5月（宣統(tǒng)三年四月），清政府發(fā)布內(nèi)閣官制，成立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的內(nèi)閣。13名國務大臣之中，漢族僅4人，滿族9人，而皇族竟有5人，故人稱“皇族內(nèi)閣”?！盎首鍍?nèi)閣”的成立，引起立憲派的強烈不滿但他們還沒有絕望，又以各省咨議局聯(lián)合會名義上書力爭，說：“以皇族組織內(nèi)閣，不合君主立憲公例，請另簡大員，組織內(nèi)閣”。

經(jīng)過

保路運動

興建鐵路作為一種官方政策是在新政之前就確立的，對近代中國的鐵路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自甲午戰(zhàn)爭結束到1911年，清王朝共建鐵路4936公里，占近代中國所修鐵路將近40%，而其中絕大部分是在新政時期建設而成。但主要依靠外資資助修筑的就長達4029公里，約占總長度的81%。但是作為回報，帝國政府不得不把鐵路的管理權、用人權、稽核權、購料權拱手讓給外國的借款公司，這就導致了中國利權的嚴重流失。即便如此，李鴻章在世時還是不無遺憾地說道：“目下經(jīng)費難籌，必借洋款?！?/p>

1903年12月2日，滿清政府頒布了《鐵路簡明章程》，規(guī)定“無論華人、洋人”均可向“督撫衙門遞呈請辦鐵路”，而且包括“干路或枝路”，華人投資50萬兩以上實有成效者，朝廷還要“專折請旨給予優(yōu)獎”。各省紳商隨之掀起規(guī)模巨大的收回路權運動，這種行動在朝野上下產(chǎn)生了更大的共鳴?；洕h鐵路于1900年承包給美國永興公司建造，湖南、湖北和廣東三省紳士以美國商人違反合同為由，要求收回粵漢鐵路筑路權，轉而自己修筑，此舉得到張之洞的鼎力支持，湖南士紳王先謙從中周旋，終于在1905年8月以賠款675萬美元為代價，贖回原先由美國公司發(fā)行的股票，廢除了與美商簽訂的建設粵漢鐵路的合同。在這個成功案例的鼓舞下，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權的工作也先后付諸實施，要求贖回滬寧鐵路、蘇甬杭鐵路、廣九鐵路承辦權的社會呼聲越來越高，并實際收回了一批筑路權，鐵路商辦運動進入高潮時期。在此后4年間，全國在15個省創(chuàng)設了18個大型鐵路公司，其中17個是商辦、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的。

清末商辦鐵路雖然資本匱乏，但是在國人愛國主義的熱情鼓舞之下，均設置了嚴格的受款規(guī)定，堅決拒絕外資、不招洋股、不借洋債，故而必須進行大量的民間融資。鐵路建設費用極大，一時間又籌不到足夠資金，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協(xié)助，一時“租股、派股”盛極全國各地。湖北咨議局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后來又進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項，其中包括對各房主以其兩月房租收入購買股票，開設鐵路彩票，不用外國技師以節(jié)省經(jīng)費。并進而決定由各府縣分擔股額，各縣從五萬元到十萬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會成員每人每月以薪俸的十分之一購股，由此合計可達四百二十余萬元。他們進而估計，湖北各地的商會、軍人會、及其他團體，均深受輿論刺激，分擔股份不成問題，估計可達二千數(shù)百萬元。但當時一些社會輿論也認識到，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資對辦鐵路無益，“反以致國民經(jīng)濟之壓迫，不若借外債，資以開利源，而助國民經(jīng)濟之發(fā)達，鞏固國家財政之基礎之為優(yōu)。商辦鐵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資金短絀問題所困擾，另一方面又存在經(jīng)營不善、貪污挪用、虧損嚴重的問題。鐵路建設領域各自為政、各行其是蔚然成風，商辦鐵路公司的鐵路建設就成了無全盤規(guī)劃的“圈地運動”。

面對鐵路國有化的世界趨勢，在商辦鐵路公司舉步維艱的情況下，清政府試圖將實行鐵路國有化作為一種經(jīng)濟政策確定下來。1908年中央政府借規(guī)劃全國鐵路之名，下令切實勘查各省商辦鐵路的工程款項，已經(jīng)流露出把筑路權收歸國有的意圖。20世紀初期的中國國內(nèi)，不單是政府層，國內(nèi)大輿論也開始呈現(xiàn)出實行鐵路國有的趨勢。曾經(jīng)引領國人成功收回路權的張之洞此時也在修正自己的鐵路建設融資理念。1909年6月，張之洞代表帝國政府與英、法、德三國銀行團簽訂了借款合同草約，總計借款為550萬英鎊，利息5厘，以建造陷入困境中的粵漢與川漢鐵路。在當時，這一草約的簽定并沒有引起政府所擔心的過于猛烈的反對聲浪。民間輿論也有進一步向政府傾斜的跡象。隨著津浦鐵路、滬杭甬鐵路、湖廣鐵路的借款基本洽談完成，拒款運動已發(fā)生明顯轉向，在這種隋況下，報章開始公開討論鐵路外債的可行性問題。1911年初，盛宣懷在度支部尚書載澤的支持下接任郵傳部尚書一職后，更加快了國有政策的正式出臺。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正式發(fā)布“鐵路國有”上諭。5月13日，長沙市面就出現(xiàn)保路揭帖，次日長沙發(fā)生萬人游行請愿，18日，第一次衙門請愿爆發(fā)；在川漢線已動工的湖北，盛宣懷為強奪股權，下令停工，引發(fā)宜昌商人、民眾聚集抗爭，清廷調(diào)集軍隊彈壓，雙方發(fā)生沖突，死傷20多人，這是保路運動的第一次流血事件。6月16日，咨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在成都召集川漢股東臨時大會，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東達2400名，次日，聞訊而來的各界學生、市民使與會人數(shù)達到4000以上。

1911年6月17日，四川民間各團體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羅綸為副會長，張貼文告，四處講演，甚至上京請愿。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8月24日，群眾開展罷市罷課，9月1日，在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的號召下，開展抗糧抗捐活動。9月7日，保路同志會代表率數(shù)萬人陳請阻止川漢鐵路欽差大臣端方進入四川，“趙督未允代表，眾即言辭激烈，趙督當場喝令狙擊”。手無縛雞之力的蒲殿俊、羅綸等九人當場被捕，這便是死傷眾多、駭人聽聞的“成都血案”。

1911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運動升級，清政府意識到了事態(tài)的嚴重性，抽調(diào)包括湖北新軍在內(nèi)的多省力量前往四川彈壓暴動風潮。這一事件對湖北影響很大，前往四川的湖北新軍部隊是革命黨人占多數(shù)的新軍三十二標，但是他們拒絕到四川，準備在進軍荊州和宜昌的路上殺掉大臣端方。被居正阻止。

1911年9月8日，成都附近農(nóng)民在中國同盟會和會黨組織哥老會的領導下組成保路同志軍起義，圍攻省城，與清兵交戰(zhàn)，附近州縣群眾紛紛響應，幾天內(nèi)隊伍發(fā)展到20多萬。榮縣獨立，榮縣成為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變，成都被圍后，非常驚恐，忙將四川總督趙爾豐免職，并調(diào)渝漢鐵路督辦端方署理四川總督，率一部分湖北新軍入川。9月中旬，端方抽調(diào)了1/3湖北新軍軍力取道宜昌，進入四川，武昌頓時空虛。

1911年9月14日，湖北共進會、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領導人孫武、劉復基、劉公、蔣翊武、王憲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樓十號劉公寓所集會，以為湖北新軍主力調(diào)走后，武昌空虛，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之勢。鑒于對形勢的共識，劉復基建議如果此刻發(fā)動起義，共進會、文學社的名義都應該暫時擱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黨人的名義進行合作，“事成則卿，不成則烹”，同心協(xié)力，爭取勝利。9月23日，湖北境內(nèi)最有影響的兩個革命組織共進會、文學社宣布合并，大家決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統(tǒng)稱“武昌革命黨人”。第二天召開干部會議，組建了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總指揮部。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被推舉為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推舉為參謀長。起義時間定為10月6日（舊歷八月十五，中秋節(jié)），后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9月24日，召集各部隊代表一百多人舉行會議。詳細討論軍事行動后臨時政府的框架及人選，確定各參戰(zhàn)部隊行動方案和聯(lián)絡方式。

武昌起義

1911年10月8日晚，蔣翊武被捕，后跳出巡警署圍墻逃跑。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秘密制造炸彈時發(fā)生事故，不幸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孫武和其他人脫逃，但起義的文件、旗幟等被搜走。湖廣總督瑞澄聞聽此事后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彭楚潘、劉復基、楊洪勝三人就義。三烈士的犧牲，讓武漢革命黨的情緒已經(jīng)是箭在弦上。但是，從后來的處理看，湖廣總督瑞澂并不想擴大事態(tài)。10月10日，瑞澂即向中央政府報告事件經(jīng)過，并邀功請賞。

1911年10月10日早，梅寶璣到新軍工程營，對工程營的革命黨說彭、楊、劉就義了，謊稱革命黨名冊被搜走，武昌城門關閉，瑞澂將按照名單抓捕革命黨。此時軍中傳言“清政府正在按有無長辮捉拿革命黨人”，因為遭難的彭、劉、楊三位革命黨人皆曾剪去長辮。當天，另一位革命黨人同樣已經(jīng)剪辮的30標排長張廷輔被捕，更加證實了傳言的真實性。有人說官員們正在編制所有漢族士兵的花名冊，將以革命黨罪名逮捕并懲罰所有湖北新軍的漢族士兵。

新軍工程營后隊正目熊秉坤等人決定提早起義，并拉來隊官吳兆麟作為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為參謀長。傍晚，營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隊發(fā)炮，以便起事，然始終未聞炮聲信號。而清方軍官加緊戒備，對士兵控制甚嚴，氣氛極度緊張。熊秉坤稱“將至日暮”，熊秉坤正在營房樓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啟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舉動”，忽然聽得二排宿舍有騷動聲響。二排正目、共進會支隊長金兆龍等與清方營官、隊官、司務長、排長在二樓發(fā)生正面沖突，其中共進會員程正瀛響應金兆龍“動手”召喚，向排長陶啟勝開槍，又向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及營主阮榮發(fā)開槍，打響“首義槍聲”。

起義士兵首先發(fā)難攻占楚望臺軍械庫，駐守武昌城外的輜重隊、炮兵營、工程隊的革命黨人亦發(fā)動了起義，并向楚望臺齊集。武昌城內(nèi)的29 標的蔡濟民和30標的吳醒漢亦率領部分起義士兵沖出營門，趕往楚望臺；爾后，武昌城內(nèi)外各標營的革命黨人也紛紛率眾起義，并趕向楚望臺。起義人數(shù)多達3000多人。晚上10點30分，起義軍分三路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第八鎮(zhèn)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標則在中和門及蛇山占領發(fā)射陣地，向督署進行轟炸。起初，起義軍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指揮，加上兵力不夠，進攻受挫。晚12點后，起義軍再次發(fā)起進攻，并突破敵人防線，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為標志，蛇山與中和門附近的炮兵向光處發(fā)炮轟擊。湖廣總督瑞瀓打破督署后墻，從長江坐船逃走，第八鎮(zhèn)統(tǒng)制張彪仍舊在司令部頑抗。起義軍經(jīng)過反復的進攻，終于在天亮前占領了督署和鎮(zhèn)司令部。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軍咨府軍官學校（后改名陸軍大學）學習的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六弟何貫中（同盟會員），與同寢室的李濟深等同學立即將軍校學生組織行動起來，第一時間炸毀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鐵橋，成功阻止了清軍南下鎮(zhèn)壓革命運動，為革命黨人贏得了寶貴的準備時間。

1911年10月11日黎明，起義軍聚集在湖北諮議局大樓會議廳，新軍八鎮(zhèn)十五協(xié)二十九標二營司務長蔡濟民召集會議，商討組建湖北軍政府和推舉都督人選。除革命黨人吳醒漢、徐達明等十馀人外，還邀請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囯溶以及議員，還有舊軍官吳兆麟?yún)⒓?。會議請湯化龍主持。吳兆麟提議由第21混成協(xié)統(tǒng)領黎元洪擔任都督，立憲派一致?lián)泶?，部分革命黨人也因為黃興、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被害，孫武被炸傷，蔣翊武被迫逃跑，沒有更好的人選表示同意，因此會議通過了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革命黨軍驅逐瑞瀓出城后，即率隊包圍黎元洪住處，強迫黎元洪“主持大計”把他簇擁到楚望臺上，全體起義官兵舉槍對黎元洪致敬，有炮兵高喊：“請統(tǒng)領下令作戰(zhàn)！”湖北咨議局早已準備好了安民布告，并且替黎元洪簽上了“黎”字下午，當?shù)谝环荨吨腥A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張貼于武漢街頭時，“到處擠滿了觀眾，不識字的人請識字的人念給他們聽。武昌街頭巷尾，可謂萬頭攢動，群情興奮，許多人流下熱淚，感到揚眉吐氣”。以鄂軍都督黎元洪名義發(fā)出了一系列電文的迅速發(fā)布，加快了各省的響應進度、加劇了清統(tǒng)治集團分化。以都督黎元洪名義《照會各國領事》，迅速送達駐漢口各國領事館后，使各國了解湖北革命黨人的對外政策。各領事館于10月18日宣布“嚴守中立”，從而避免了各國對武昌起義的武力干涉。

南北相持

1911年10月12日，革命黨人第二十一混成協(xié)第四十二標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趙承武等在漢陽發(fā)動起義；隨后趙承武率起義軍攻占漢口。至此，武漢三鎮(zhèn)全部掌握在革命軍手中。

1911年10月14日，武昌起義后第四天，清廷下詔起復袁世凱?；首鍍?nèi)閣總理大臣奕劻，派袁世凱的親信阮忠樞持詔前往洹上勸駕。當晚， 洹上經(jīng)過一場激辯之后，袁世凱決定奉詔出山。

1911年10月18日起，革命軍與清軍在漢口展開了10余天的“漢口爭奪戰(zhàn)”。在漢口爭奪戰(zhàn)中，起義軍雖取得“三戰(zhàn)三勝”的劉家廟大捷。然而，由于前線指揮官的瀆職，加上圍攻漢口的清軍兵力日趨加強，終使?jié)h口于11月1日陷于清政府軍。正當漢口危急之際，黃興于10月28日抵達武昌。11月3日，黃興出任戰(zhàn)時總司令，并立即部署漢陽戰(zhàn)事。然而，由于起義軍“官長不用命”、“軍隊無教育”、“缺乏機關槍和野炮”等原因，27日，漢陽失陷，黃興即于當日離漢赴滬。自此起，湖北革命黨人轉入御守武昌階段。

1911年11月1日，袁世凱自安陽抵達湖北蕭家港，正式出山。同日，奕劻內(nèi)閣辭職。袁世凱被任命為內(nèi)閣總理大臣，軍隊仍然歸其指揮。袁世凱回電須開會選舉，否則一紙命令不算。11月8日，資政院開會，正式選舉袁世凱為內(nèi)閣總理大臣。11月9日，袁世凱派赴武昌的“招安使”劉承恩、蔡廷干到達武昌，數(shù)日后帶回了黃興代表起義的革命黨人以中國拿破侖、華盛頓相期許的信函。

1911年11月8日，在同盟會會員策劃和支持下，新軍第九鎮(zhèn)統(tǒng)制徐紹楨，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關宣布起義。徐紹楨與上海都督陳其美及蘇浙起義軍將領商定組建聯(lián)軍會攻南京，徐紹楨任總司令。同日，四川保路同志會宣布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11月11日，攻南京聯(lián)軍司令部在鎮(zhèn)江成立。

1911年11月21、22日，廣安、重慶先后成立大漢蜀北軍政府和蜀軍軍政府，川東南57州縣宣布響應武昌起義。22日，孫中山發(fā)表聲明，只要袁世凱贊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辭職，讓位于袁世凱。袁世凱得到這個保證后，便加緊了逼宮的進程。袁世凱以利害游說和買通慶親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錢賄賂隆裕太后身邊受寵的太監(jiān)張?zhí)m德，威嚇隆裕太后稱大勢已去，如果革命軍殺到北京，則皇室生命難保，而若同意讓位，則可有優(yōu)待條件。

1911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總司令徐紹楨的統(tǒng)一指揮下，聯(lián)軍相繼攻占烏龍山、幕府山、雨花臺、天保城等據(jù)點。后黃興趕來加入指揮。

1911年12月2日，聯(lián)軍一舉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戰(zhàn)）。至此，長江以南全部為革命軍據(jù)有。12月12日，14省代表共39人，由武漢、上海齊集南京，決議于12月16日選舉臨時大總統(tǒng)。公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副之。黃興堅辭不就，遂又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不及半月，正副帥位忽又倒置，時人譏為兒戲。而黃興、黎元洪皆不能來南京赴任。12月16日，袁世凱調(diào)馮國璋來接替禁衛(wèi)軍總統(tǒng)，解除良弼禁衛(wèi)軍第一協(xié)協(xié)統(tǒng)職，調(diào)禁衛(wèi)軍炮隊支援圍剿山西革命軍，分散禁衛(wèi)軍力量，又用準備出征的名義把禁衛(wèi)軍調(diào)出城外，派段芝貴另編拱衛(wèi)軍，駐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凱所控制。12月21日，黎元洪接受大元帥名義，并委黃興代行大元帥職權，黃興再辭。

1911年12月20日，孫中山經(jīng)香港歸國，胡漢民、廖仲愷等乘兵艦到港迎接。胡漢民勸孫中山留廣東，整訓軍隊，舉兵北伐。然后“實力廓清強敵，乃真成南北統(tǒng)一之局”。孫中山堅持前往滬、寧，主持內(nèi)外大計，說：“我若不至滬寧，則此一切對外大計主持，決非他人所能任”。又說：“今之大患即在無政府”。

南北議和

1911年12月28日，南北議和談判開始，當時關內(nèi)18省都發(fā)生過武裝起義，其中湖北、湖南、陜西、江西、云南、江蘇（含上海）、貴州、浙江、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獨立，只有直隸、河南、甘肅、山西、山東五省在袁世凱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東、甘肅境內(nèi)寧夏地區(qū)都曾宣布獨立，后被袁軍控制。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tǒng)。計有候選資格者3人；孫中山、黎元洪、黃興。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孫文得16票，黃興得1票，選舉結果揭曉時，“眾呼中華共和萬歲三聲，是時音樂大作，在場軍學各界互相祝賀，喜悅之情，達于極點”。在上海的孫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復電南京，表示接受，他說：“光復中華，皆我軍民之力，文孑身歸國，毫發(fā)無功，竟承選舉，何以克當？惟念北方未靖，民國初基，宏濟艱難，凡我國民，具有責任。諸公不計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務，文敢不黽勉從國民之后，當克日赴寧就職，先此敬復。”同日，南北議和代表在上海達成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協(xié)議。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舉行臨時大總統(tǒng)就職典禮，孫中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同日，京東發(fā)生灤州起義。

1912年1月3日，陸征祥等駐外各使節(jié)電請清帝退位。1月20日，南京臨時政府正式向袁世凱提交了清帝退位優(yōu)待條件。1月22日，隆裕召開御前會議，載澤、溥偉等宗社黨成員仍竭力反對共和，他們建議隆裕用宮中金銀作犒賞向亂黨開戰(zhàn)。隆裕并未同意。同日，英國公使朱爾典會同法、俄、日公使聲明贊成清室退位。美國不愿干涉內(nèi)政，不曾參加。1月26日，在袁世凱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將領共47人聯(lián)名致電內(nèi)閣、軍咨府、陸軍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軍已答應對清朝皇室、王族及滿蒙回藏各族的優(yōu)待條件，陳情“即此停戰(zhàn)兩月間，民軍籌餉增兵，布滿各境，我軍皆無后援，力太單弱，加以兼顧數(shù)路，勢益孤?！?，要求“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將領46人聯(lián)名電奏，要求立定共和政體。當天，宗社黨強硬派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此后，親貴們或請假，或出走，來上朝者寥寥。當時部分王公跑進了東交民巷，奕劻父子帶著財寶和姨太太搬進了天津的外國租界。

結果

清帝退位

1912年2月2日，清廷舉行御前會議，會上決定退位，以取得革命黨人的優(yōu)待條件。2月3日，隆裕授予袁世凱全權，與南京臨時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條件。要求共和的第二電，專致“近支王公、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聲言“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2月10日，南京參議院通過《清室優(yōu)待條件》和張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詔書》。優(yōu)待條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優(yōu)待之條件（全文）。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攜六歲皇帝在養(yǎng)心殿舉行最后一次朝見儀式，頒發(fā)遜位詔書。直至這天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諭發(fā)布。隆裕對內(nèi)閣全體說：“我們先辦了這事，我再見他們，免得又有耽擱?！庇谑菍⑦d位詔書蓋印發(fā)出。

袁世凱上臺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提出辭呈，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tǒng)，議決臨時政府仍設在南京，并電袁前來受職；未受任前，政務仍由孫中山繼續(xù)執(zhí)行。袁世凱以北京兵變?yōu)橛桑瑘猿诌w都北京。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4月4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該院遷往北京。3月8日臨時參議院又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試圖通過內(nèi)閣制對大總統(tǒng)的權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tǒng)。外國列強的支持武昌起義之后，在中國有重大利益的外國列強保持了觀望態(tài)度，并試圖從北京政權或武昌政權中尋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來支持。直到此時，各強國才開始陸續(xù)承認中華民國。8月，宋教仁牽頭組成了當時中國人數(shù)最眾、規(guī)模最大的政黨國民黨。

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jù)《臨時約法》的規(guī)定，進行國會選舉。國民黨所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nèi)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弒身亡，袁世凱被認為是背后策動暗殺者。宋教仁之死激起了極大的轟動效應，他的被刺使革命黨人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建設計劃幾乎破滅，國民黨也一時分裂和沒落。

1913年7月，孫中山發(fā)動二次革命，武力討伐袁世凱，但被袁擊敗。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經(jīng)國會選舉，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總統(tǒng)。袁就職之后，堅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斷絕了一些革命黨人分省獨立的企圖。同時袁積極與列國交涉，保全了中國對蒙古和西藏的主權。但是袁世凱1915年廢共和稱帝，遭到反對，引發(fā)護國戰(zhàn)爭，旋即宣布取消帝制。中國進入軍閥割據(jù)的時期。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tǒng)。孫中山則在廣州多次組織護法政府（即“三次革命”），中國出現(xiàn)南北分治局面。

影響

廢除帝制

辛亥革命以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為目標，是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正規(guī)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開始的。”辛亥革命的領袖們，則認識到要救國必須革命，要想救亡圖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權。隨著封建帝制的廢除，依附于封建帝制的種種丑惡制度也被次第掃除，例如世襲制度、太監(jiān)制度、包衣制度等等。民族平等、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呼聲在中華大地回蕩?？涨暗拿裰鳉庀?，競辦實業(yè)的浪潮，形成了生機勃勃的局面。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國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民主主義觀念。正因為如此，當袁世凱、張勛先后復辟帝制時，均受到了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和人民群眾的堅決反抗。

民主共和意識的積聚，大大促進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空前高漲，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加速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掃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礙。

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沖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籠。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君臣關系是“三綱五?！敝腥V之首?；实鄄粌H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jù)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不但從行動上堅決地打倒皇帝，并從輿論上對君權神授觀念和皇權思想進行鞭撻和批判，極大地促進了人民的思想解放，為探索救國興邦的道路打開了新的思想境界。

其次，辛亥革命傳播了民主思想。早在興中會成立前后，孫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就重視學習和傳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學，特別是進化論、天賦人權學說、共和政體和自然科學。他們通過宣傳天賦人權的學說，使人民能理直氣壯地爭取民權；通過傳播西方資產(chǎn)階級思想，使人們了解“自由、平等”的涵義；通過介紹西方政黨制度，倡導發(fā)揮新型政黨的作用。這些有關民主和科學的學說，成了人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對傳統(tǒng)封建文化和進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們的民主主義覺悟，為建立民主共和國做了思想準備。

除舊布新

辛亥革命促進了社會習俗的除舊布新。辛亥革命的實際政治影響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政治體制的革故鼎新帶來了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面貌為之一新。正是這些新的變化，打開了中國通向現(xiàn)代化的閘門。

辛亥革命不僅召喚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到來，而且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通道。陳獨秀和知識界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繼承和發(fā)展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運動的成果，把中國近代思想解放運動推向了嶄新的發(fā)展階段。20世紀初，隨著一批覺悟知識分子的產(chǎn)生，各種宣傳革命的書籍報刊紛紛涌現(xiàn)，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不斷傳播開來，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準備了思想條件。

更為重要的是，早期中國共產(chǎn)黨人基本上都受過辛亥革命的洗禮和啟蒙，然后由民主主義者轉變?yōu)楣伯a(chǎn)主義者。

經(jīng)濟發(fā)展

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后，國內(nèi)實業(yè)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nèi)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chǎn)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暫大致統(tǒng)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tǒng)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tǒng)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chǎn)黨使中國大陸再度統(tǒng)一。長期的分裂及戰(zhàn)亂，對于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及現(xiàn)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啟蒙革命

武漢地區(qū)的軍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義造成的革命形勢是反動力量無法扭轉的。武昌起義后，短短一個多月，全國有14個省先后宣告“光復”和獨立，革命風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終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統(tǒng)治。盡管以后還出現(xiàn)過幾次短命的復辟丑劇，武昌起義終究導致了中國2000多年來封建王朝統(tǒng)治的結束，它的歷史意義是不能抹煞的。

國際影響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tǒng)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wěn)定的統(tǒng)治秩序。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chǎn)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起了推動作用在亞洲的歷史上也是一次偉大的轉折。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辛亥革命在亞洲打響了民主的第一槍。

引領革命

中國共產(chǎn)黨人從來都以孫中山的后繼者自勵，從來都尊崇孫中山為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0年來的發(fā)展，是對辛亥革命的繼承。孫中山及一切革命者們憧憬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前景，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正在變?yōu)楝F(xiàn)實。

社會影響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

辛亥革命雖然被稱作中國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chǎn)階級，參與革命者也并非以資產(chǎn)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果也未直接促進資產(chǎn)階級的進一步發(fā)展。在傳統(tǒng)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權貴，但中國傳統(tǒng)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官僚，大多在辛亥革命大風浪中，隨機轉投向了革命而獲得了地位和利益，反而更加鞏固了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沒有像西方資產(chǎn)階級革命那樣，重新構建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大多數(shù)人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條件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未給工人、農(nóng)民、小資產(chǎn)階級根本利益。

男女平權

中國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新式女子教育產(chǎn)生發(fā)展，辛亥前后在社會上涌現(xiàn)出一批頗有影響的新知識女性。她們關心國事，振興女學，創(chuàng)辦報刊，組建女性團體，辦實業(yè)，投身反清革命，爭取男女平權，使女界呈現(xiàn)一派活躍氣象。因此，婦女的覺醒成為當時中國最亮麗的風景。

女權運動的開路先鋒，除耳熟能詳?shù)那镨?、何香凝外，還有湖南的唐群英、張漢英、王昌國、蔡蕙，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銳志和尹維峻姐妹、沈佩貞，廣東的徐宗漢、張竹君、張昭漢（后改名張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吳木蘭，江蘇的吳芝瑛等人。不過，辛亥革命時期的女權運動只限于一部分先覺知識婦女，未能喚醒廣大勞動婦女一道投入到斗爭中去，縱然有思想和熱血，不免力量單薄，敵不過傳統(tǒng)社會的歧視。但它仍有著不可磨滅的價值，如果說，戊戌變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啟蒙運動的話，那么同樣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時期婦女斗爭的巨大啟蒙作用。辛亥時期，在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呼聲中，在先進婦女驚世駭俗的言行中，封建禮教的根基有相當大的觸動，社會習俗、社會風氣、道德觀念因之發(fā)生了根本變化。

評價

民國初年，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對辛亥革命多有論述和解讀。1912年9月3日，孫中山在北京發(fā)表演說，指出“中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確認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質(zhì)。辛亥之前國民意識模糊性，清朝百姓對外聲稱自己是大清子民，都說“我們大清怎么怎么樣”，當然明朝的百姓則自稱“大明如何如何”，百姓自覺地把自己隸屬于某一個朝代。而辛亥革命后，國民意識里有了“中國人”的概念，從這個層面上說，辛亥革命意義重大在民國前幾年，知識分子們和革命的參與者尚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滿清而興奮不已，對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較高的評價（人民網(wǎng)）。

不過，由于共和民主并沒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實施，因而人們也從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孫中山在1921年給俄羅斯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信中提到“現(xiàn)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孫中山在遺囑內(nèi)也囑咐曰“現(xiàn)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繼續(xù)努力，以求貫徹”。

1920年代以后的國共兩黨，則對于辛亥革命有了較高的評價。國民黨視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的國父，視辛亥革命為其所領導成功的革命，賦予辛亥革命有極高的評價，辛亥革命是現(xiàn)代中國史的起點，是中國能發(fā)展成民主及現(xiàn)代的國家最重要的關鍵。隨著北伐的勝利，中國國民黨逐漸取得中央政權。此時，除延續(xù)孫中山對辛亥革命性質(zhì)的定位外，國民黨在宣傳中還做了不同程度的發(fā)揮。1927年《上海民眾國慶紀念大會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兩層重大的意義，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權革命的確立……于種族革命之外，復為中國歷史上開一政治革命的新紀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兩層意義的同時，對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當是指“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壓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質(zhì)之中加入了反帝內(nèi)涵，這是對辛亥革命性質(zhì)的一種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與抗戰(zhàn)建國》中，進一步對辛亥革命反帝的意義加以闡發(fā)，贊揚辛亥革命是“被壓迫民族的國民革命運動的拓荒創(chuàng)舉”（中國政協(xié)新聞網(wǎng)）。

辛亥革命成功的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命題。1930年雙十紀念日中，何應欽對此做了一個比較簡潔的說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掛上了一個民國的空招牌，并沒有建設民國的實際，由推翻滿清一點而論，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論，究不能不謂為失敗。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滿清，不只在獲得中華民國的虛名，而在造成一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的新中國”，明確了實現(xiàn)三民主義為辛亥革命的最終目標。從此意義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可以自圓其說了（中國政協(xié)新聞網(wǎng)）。

20年代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不同時期對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時代特點的解讀。1927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布的告民眾書中說，“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看見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是在于中國國民黨有強大的民眾基礎，而且有軍隊，所以在十三年決心改組國民黨”，認為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廣泛發(fā)動群眾（中國政協(xié)新聞網(wǎng)）。

抗戰(zhàn)之際，面對共同的敵人，建立最廣泛的抗敵統(tǒng)一戰(zhàn)線成愛國國人關切的問題。1938年10月10日，周恩來發(fā)表《辛亥、北伐與抗戰(zhàn)》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前，孫先生聯(lián)合了當時革命團體，如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組成了同盟會，并聯(lián)絡會黨，聯(lián)合當時咨議局立憲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這是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之最初形式”。對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聯(lián)合，促成革命成功，給予充分肯定。1945年，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對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做了進一步解說。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國共產(chǎn)黨是從反帝反封建角度來探討的，這和中國國民黨從是否實現(xiàn)三民主義任務的角度探討，是不相同的。毛澤東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關于辛亥革命性質(zhì)、地位和成功的論斷，后逐漸成為被普遍接受的觀點（中國政協(xié)新聞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