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公元263年魏滅蜀后，打破三國鼎立數十年的局面。曹魏政權落入司馬昭父子之手。兩年后，司馬昭病死，其子司馬炎廢魏帝曹奐，自立為帝，改國號為晉，史稱西晉。形成晉、吳對峙局面。

司馬氏建立西晉王朝后，據有原魏、蜀之地，已控制著全國大部分州郡府縣；東吳沿江為國，僅有荊、揚、交三州的全部或部分地區(qū)，即今長江中、下游及嶺南等地區(qū)。雙方接壤數千里，時常有戰(zhàn)火發(fā)生。從公元269年（西晉泰始五年）起，晉武帝司馬炎就籌劃剿滅東吳，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于是一面改善內政，開發(fā)農業(yè)、積存糧食；一面優(yōu)選將帥，造樓船，練水軍。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編練水軍。西晉擁有一五十萬人的陸軍，但缺少水軍，面對波濤洶涌的長江，雖“武騎千群，無所用之”。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司馬炎命王濬在益州（州治在今四川成都）造戰(zhàn)船，治水軍數萬人，使晉軍的弱點得以克服，實力大為增強。東吳地跨大江南北，戰(zhàn)亂較少，有相當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軍隊總人數為二十三萬，尤以水軍為強，有舟船五千余艘。然而東吳國君孫皓卻不修繕內政，暴虐荒淫，導致民窮財竭，上下離心；又自恃水軍強大，憑借長江天險，戒備松散。加之主將陸抗死后，部眾分散，又中晉離間計，撤換了名將西陵都督張政，使西線守備更加削弱。這種局勢對晉滅吳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過程

準備

司馬氏早在滅蜀之前即有滅吳的打算。公元262年（魏景元三年），司馬昭提出了“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順流之勢，水陸并進”，再并東吳，統(tǒng)一全國的戰(zhàn)略方針。為實現(xiàn)先輩統(tǒng)一天下的遺愿，晉武帝司馬炎從公元269年（晉泰始五年）起，即著手籌劃滅吳。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厚待劉禪及諸葛亮等人的子孫，以鞏固其在巴蜀的統(tǒng)治，解除后顧之憂；對東吳實行分化瓦解政策，以動搖其軍心民心。改善內政，屯田積谷，安定邊防。同時，優(yōu)選將帥，調整部署，以尚書左仆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zhèn)襄陽（今屬湖北）；征東大將軍衛(wèi)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zhèn)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鎮(zhèn)東大將軍、東莞王司馬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zhèn)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

公元272年（泰始八年），晉武帝依照羊祜之建議，復任王濬為益州刺史，旋又加封龍驤將軍，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命其在巴蜀大量建造戰(zhàn)船，訓練水軍。晉軍所建造的大型戰(zhàn)船，長120步，可裝載二千余人，上構木城，筑起樓櫓，四面開門，船上可騎馬馳騁。后命其加快造船進度。如原來王濬在巴蜀只奉令以五六百屯田兵造船，后來又增加各郡士兵一萬人，一年就完成了造船任務，使王濬水軍“舟楫之盛，自古未有”，為實現(xiàn)“水陸并進”滅吳，提供了重要的軍事力量。

公元276年（咸寧二年）十月，晉伐吳的準備基本完成。征南大將軍羊祜奏請伐吳，指出伐吳的條件已經成熟。應不失時機地向東吳進軍，并根據“因順流之勢，水陸并進”的戰(zhàn)略方針，提出了滅吳的部署。其要點是：針對吳軍部署上東強西弱的情況，確定在徐、揚方向實行牽制，首先集中水陸主力奪取夏口以西地區(qū)，然后順江而下，集中全力合擊吳都建業(yè)。這一方針的好處是：水陸并進，多路齊發(fā)，可以充分發(fā)揮水陸軍的優(yōu)勢，從薄弱而又重要的長江上中游橫切縱割，一舉粉碎吳軍的整個防御體系，從而達到速戰(zhàn)速決的目的。司馬炎接受了羊祜的建議，但由于西北鮮卑族首領起兵反晉，后方不穩(wěn)，加之太尉賈充等人的反對，使伐吳戰(zhàn)爭拖延了下來。

公元277年（咸寧三年）七月，又以都督豫州諸軍事王渾為都督揚州諸軍事，以鎮(zhèn)南大將軍司馬亮為都督豫州諸軍事，左將軍胡奮為都督江北諸軍事。

公元278年（咸寧四年）十一月，羊祜去世，晉武帝依羊祜生前所薦，以杜預繼任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東吳方面，面對晉軍進攻的嚴重威脅。一些大臣深感憂慮。他們認為東吳雖有長江天險，但“長江之限，不可久恃”，因此向孫皓建議，在政治上“省息百役，罷去苛擾”，“養(yǎng)民豐財”，以加強內部的安定和經濟實力；在軍事上，為防晉軍從上游順流而下，加強建平（郡治在今湖北秭歸）、西陵（今湖北宜昌東南西陵峽口）的防務。東吳名將陸抗指出：“西陵、建平，國之蕃表（屏障）”，“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币虼?，他擔任樂鄉(xiāng)都督后，請求在西陵屯精兵三萬人。公元272年（晉泰始八年），王濬在巴蜀造戰(zhàn)船，大量碎木順流而下，建平太守吾彥見后，知晉將發(fā)兵順流而下，請求增強建平守備。公元274年（晉泰始十年），陸抗再次上疏，陳述加強建平、西陵防守的重要性。他說：“若其不然。深可憂也?！钡?，這些有重要戰(zhàn)略價值的建議，都沒有被采納。吳主孫皓認為晉無力攻吳，且東吳有長江天險，難以攻破。因此他不修內政。暴虐如故。在軍事上不重軍備。放松長江上游的防務，當然更談不上通盤的戰(zhàn)略考慮和進行全面的防御準備了。

交戰(zhàn)

公元279年十一月，司馬炎采用羊祜生前擬制的計劃，發(fā)兵二十萬，分六路進攻東吳：1.鎮(zhèn)軍將軍、瑯邪王司馬伷自下邳（今江蘇邳縣南）向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方向進軍；2.安東將軍王渾自揚州（州治在今安徽壽春），向江西（指今安徽和縣方向），出橫江渡口進軍；3.建威將軍王戎自豫州（州治在今河南許昌東南）向武昌（今湖北鄂州）方向進軍；4.平南將軍胡奮自荊州向夏口（今武漢市武昌）方向進軍；5.鎮(zhèn)南大將軍杜預自襄陽向江陵（今屬湖北）方向進軍，爾后南下長江、湘水以南，直抵交廣；6.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巴東（郡治在今四川奉節(jié)）監(jiān)軍唐彬自巴蜀順江東下，直趨建業(yè)。以太尉賈充為大都督，冠軍將軍楊濟為副，率中軍駐襄陽，節(jié)度諸軍；中書令張華為度支尚書，總籌糧運?？偟淖鲬?zhàn)意圖是：以司馬伷、王渾兩軍直逼建業(yè)，牽制吳軍主力，使其不能增援上游；以王戎、胡奮、杜預三軍奪取夏口以西各戰(zhàn)略要點，以策應王濬所率的八萬水陸大軍順江而下；然后由王濬、司馬伷、王渾軍南下東進，奪取建業(yè)。這樣的部署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因為東吳尚有兵力二十余萬，就兵力對比而言，晉軍南下的兵力并不占多大優(yōu)勢，只是吳軍兵力分散于沿江和江南各地，晉軍要分路予以各個擊破，才能迅速滅吳。

公元280年（太康元年）正月，安東將軍王渾所統(tǒng)率的十多萬大軍向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方向進軍，派出參軍陳慎等率部分兵力攻擊尋陽（今湖北武穴東北）；派殄吳將軍李純率軍向高望城（今江蘇江浦西南）進攻吳軍俞恭部。正月二十五日，李純占領了高望城，擊破俞恭軍，推進至橫江以東，奪占了渡江的有利渡場。與此同時，參軍陳慎軍攻取了陽瀨鄉(xiāng)，大敗吳牙門將孔忠等。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等率部眾降于晉軍。

二月，吳主孫皓得知晉王渾率大軍南下，即命丞相張悌統(tǒng)率丹陽（今江蘇南京）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率兵三萬，渡江迎戰(zhàn)，以阻止晉軍渡江。張悌軍行至牛渚（今安徽當涂北采石），沈瑩向其分析晉軍來犯的形勢時說：“晉治水軍于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御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據此，沈瑩建議，應集中兵力于采石，等待晉軍前來決戰(zhàn)，若能打敗晉軍，即可阻止晉軍渡江，還可西上奪回失地。如若渡過江去與晉軍決戰(zhàn)，不幸失敗，大勢必將去矣。但張悌卻認為，東吳的即將滅亡，人人早已看清，并非今天才知曉。這樣，晉兵一至，眾人心中必然恐懼，難以再整軍出戰(zhàn)。趁著如今晉大軍未到，渡江與其決戰(zhàn)，或許還有希望獲勝。如若戰(zhàn)敗身亡，為國犧牲，也就死而無憾了。假如我能戰(zhàn)勝，北方的敵人逃走，我軍聲威便會大震，那時乘勝南下，迎擊西來之敵，定能制勝敵人。若依照你的計劃，坐等敵人前來，恐怕部隊早逃散了。于是，張悌決心率軍渡江迎擊晉軍。

三月初，張悌軍渡江后，于楊荷（今安徽和縣）正遇王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率七千兵馬趕到，張悌軍隨即將張喬軍包圍，張喬兵微勢弱，便閉寨請降。副軍師諸葛靚認為，張喬是以假投降行緩兵之計，拖延時日，等待后援，我應急速進兵予以殲滅。但張悌卻主張放過他們，因為強敵在前，不可因小敵而出戰(zhàn)。于是接受張喬投降后，率兵繼續(xù)前進，隨即與王渾主力部隊之司馬孫疇和揚州刺史周浚軍列陣相對。吳將沈瑩首先率領五千精銳向晉軍攻擊，三次沖擊均未奏效，被晉軍斬首二將，不得不退兵。晉軍則乘吳軍退兵混亂之機，以將軍薛勝、蔣班率軍追殺，吳軍大敗。此時，偽降之張喬軍又從背后殺來，吳軍潰敗而逃。諸葛靚見大勢已去，收集敗兵數百逃回江南。張悌不肯逃走，與沈瑩、孫震力戰(zhàn)而死，吳軍三萬多人，被斬近八千人，余皆逃散，晉軍遂勝利推進至江邊。此時，揚州別駕何惲向揚州刺史周浚建議說：“張悌率東吳三萬精兵，被我殲滅，吳國上下震驚，現(xiàn)龍驤將軍王濬已攻下武昌，乘勝東下，所向皆克，吳已呈土崩瓦解之勢，我應速揮軍渡江，直搗建業(yè)，大軍突然而至，定能不戰(zhàn)而逼降東吳?！钡鯗喡牭竭@一建議后則認為晉武帝只命他出兵江北，以抗吳軍，如果渡過長江，就是違背君命，即使作戰(zhàn)獲勝，也難以獲賞；但若失敗，必獲重罪。于是，王渾堅持按原詔令，就地等待王濬軍的到達，然后再統(tǒng)一節(jié)制王濬等軍渡江作戰(zhàn)。何惲再次向王渾建議說，將軍身為上將，當見機而進，豈有事事等待詔命之理。王渾仍不聽從。

瑯邪王司馬伷所率的一路大軍，自正月出兵以來，迅速進至涂中后，令瑯邪相劉弘率兵進抵長江，與建業(yè)隔江相峙，以牽制吳軍；同時派長史王恒率諸軍渡過長江，直攻建業(yè)。王恒軍進展順利，一一擊破吳沿江守軍，殲滅吳軍五六萬人，俘獲吳督蔡機。王濬軍在長江上中游獲勝之后，便揮軍順流而下，三月十四日到達牛渚。當進至距建業(yè)西南五十里時，吳主孫皓才派遣游擊將軍張象率水軍一萬前往迎擊；但吳軍此時已成驚弓之鳥，張象的部隊一望見晉軍的旌旗便不戰(zhàn)而降。王濬的兵甲布滿長江，旌旗映亮天空，聲勢十分盛大，繼續(xù)向前推進。

原先吳主孫皓派往交趾征討郭馬的將軍陶濬，行至武昌時，聽到晉軍大舉進攻的消息，便停止去交趾，返回了建業(yè)。此時，吳主孫皓便授其符節(jié)，命其率軍二萬，迎擊晉軍。結果，二萬軍隊出兵前夜便逃散一空。

結果

此時，王渾、王濬和司馬伷等各路大軍已逼近東吳京師建業(yè)長江的北岸，東吳司徒何值、建威將軍孫宴等交出印信符節(jié)，前往王渾軍前投降。吳主孫皓見自己內部已分崩離析，便采用光祿勛薛瑩、中書令胡沖等人的計策，分別派遣使者送信給王渾、王濬、司馬伷，請求降服，企圖挑唆三人互相爭功，引起晉軍內部分裂。使者先把印璽送給司馬伷。王濬此時正揮軍直進，三月十五日行至三山（今江蘇南京西南）時，王渾派使者命其暫停進軍，王濬不理，借口風太大，無法停船為由，扯起風帆直沖建業(yè)。當日，王濬統(tǒng)率水陸八萬之眾，方舟百里，進入建業(yè)。吳主孫皓反綁雙手、拉著棺木，前往王濬軍門投降。至此，晉軍連克東吳四州、四十三郡，降服吳軍二十三萬，東吳政權宣告滅亡，三國長期分裂的局面也隨之結束。

勝利消息傳來，司馬炎執(zhí)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未參與戰(zhàn)事的驃騎將軍孫秀退朝時，向南而哭說：“昔討逆壯年，以一校尉創(chuàng)立基業(yè)；今孫皓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評析

晉武帝司馬炎經過長期的戰(zhàn)爭準備之后，終于以六路大軍，水陸并進，直搗東吳京師建業(yè)，一舉滅亡了東吳政權，使中國自東漢末年開始長達九十年的戰(zhàn)亂和三國鼎立紛爭的局面宣告平定，中國又重新統(tǒng)一于一代新的封建王朝治理之下，這一統(tǒng)一順應了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對當時社會前進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建國五十七年、占據長江天險、擁有大軍共二十多萬的東吳政權。為何在西晉王朝的一擊之下，便冰消瓦解，雖有其多方面的因素，但歸結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

東吳自末帝孫皓當政以來，昏庸殘暴，任意殺害臣民，動輒扒皮，挖眼，慘不忍睹，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民間謠傳章安侯孫奮應成為天子，孫皓便將孫奮和他的五個兒子統(tǒng)統(tǒng)處死；豫章太守張俊因替孫歷之母掃墓，也被孫皓下令車裂；吳中書令賀邵因中風，不能說話，數月無法上朝，孫皓懷疑他裝病，命人嚴刑拷打后，割斷他的頭，加以焚燒。孫皓還特別重用奸佞諂媚之徒，張俶因常進諂言、詆毀別人，十分被寵信，多次升官進爵，成為司直中郎將，進封侯爵，于是造成了官吏和民間互以私利為目的競相誣諂的混亂局面，致使監(jiān)獄暴滿，全國上下一片恐怖氣氛。

孫皓還特別憎恨勝過他的人，侍中、中書令張尚，口才捷利，雄辯超眾，孫皓便借故收捕張尚，欲處極刑，公卿以下一百多人叩請孫皓減免張尚的罪行，孫皓當時假意應允，但將張尚送至建安后，終于將他殺死。孫皓每次宴會群臣，都強令大臣喝得爛醉，然后再讓他們互相告發(fā)罪行，或立即處死，或剝下面皮，或挖出眼睛，君臣上下爾虞我詐，如此一個統(tǒng)治集團，自然四分五裂，人心喪盡，這就不能不從政治上注定東吳政權的必然失敗。

當然，司馬氏統(tǒng)治的西晉，也并非什么清廉之邦，只是政治上的腐敗程度稍遜于東吳而已。然而作為西晉最高統(tǒng)治者的司馬炎，在發(fā)動滅吳戰(zhàn)爭之前，與東吳孫皓類比，則尚屬稍具政治頭腦之士。因而，西晉的統(tǒng)治集團便遠較東吳統(tǒng)治集團為強，它依靠一批謀臣良將渚如羊祜、杜預、王濬、張華等的輔佐籌策而取得了滅吳戰(zhàn)爭的勝利。

“寧可千日無戰(zhàn)，不可一日無備”是自古以來兵家重要的戰(zhàn)略思想。司馬昭在滅蜀漢后，便明顯地暴露了進一步并滅東吳的企圖。對此，東吳的有識之士早已察覺，多次向吳主孫皓建議加強軍備，增強沿江戰(zhàn)略要點的防御力量，切實防止西晉的突襲。公元272年，吳建平太守吾彥發(fā)現(xiàn)長江上游飄來大量木屑，便預知了晉正大造艦船準備順江東下滅吳的企圖，向吳主孫皓建議說：“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軍兵以塞其沖要?！惫?74年，當吳國大司馬陸抗病重垂危之際，又向孫皓建議，將長江上游防守兵力增至八萬以鞏固西陵、建平等地的防備。但這些關鍵性的建議均被孫皓置之不理。

而西晉則在滅掉蜀漢之后，立即著手穩(wěn)定內部，增強經濟實力，力求富國強兵，利用17年的時間，進行了各方面的準備。西晉特別針對東吳占據長江天塹的有利地勢，接受曹魏時期“武騎千群，無用武之地”的教訓，以將軍王濬在蜀地訓練水軍，大造戰(zhàn)船，做好順江東下的一切作戰(zhàn)準備。這樣，便使本來已在土地面積、人口數量、經濟和軍事實力諸多方面占據明顯優(yōu)勢的西晉，如虎添翼，為奪取滅吳戰(zhàn)爭的勝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東吳統(tǒng)治集團臨戰(zhàn)前多年，既失之干對西晉戰(zhàn)略動向的研究，失去了針對西晉的戰(zhàn)略企圖采取相應對策的寶貴時機；又在戰(zhàn)略指導中著著失誤，致使擁有二十多萬大軍，占據半壁河山的東吳不到二個月的時間即被西晉橫掃而亡，這在古代戰(zhàn)爭史上成為不多見的慘敗記錄。本來，東吳并非居于絕對的劣勢，即令是戰(zhàn)前未做充分的準備，假如能在臨戰(zhàn)中采取相應的戰(zhàn)略對策，也不致于如此迅速的徹底滅亡。從當時的情況分析，東吳只要采取兩方面的措施即有可能阻止西晉的推進：一是立即增強長江上游建平、西陵一帶的防御力量；另一條是集中兵力于建業(yè)附近，加強沿江守備，以逸待勞，堅決阻止晉軍渡江登岸。可惜東吳統(tǒng)治集團缺乏起碼的戰(zhàn)略決策頭腦，計不及此，致使西晉王濬的水軍順江而下，如入無人之地，迅速與其東面的三路大軍勝利會師于建業(yè)江面，對東吳京師形成泰山壓頂之勢。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東吳丞相張悌所率的三萬精兵，在此千鈞一發(fā)之際，竟不顧部將沈瑩的勸阻，拒絕在江上機動御敵而渡江北上，這對瀕臨陷落的建業(yè)危局無疑于釜底抽薪，幫了晉軍的大忙。

司馬炎對滅吳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策略的運用則是相當出色的。戰(zhàn)前，多年來西晉便采取了瓦解東吳軍民斗志的一系列策略，臨戰(zhàn)中又進行周密的作戰(zhàn)策劃和部署，以六路大軍東西對進，三面齊攻，有主有從，戰(zhàn)略上的協(xié)同和配合環(huán)環(huán)相扣，甚為默契，做到了計而后戰(zhàn)，穩(wěn)操勝券。

吳軍士氣的低落由來已久，這是其政治極端腐敗、人心喪盡的必然結果，戰(zhàn)前便不斷發(fā)生吳軍將士投降西晉的事件；當王濬軍順流東下，吳主孫皓命游擊將軍張象率一萬水軍前往抗擊王濬軍時，張象軍一見西晉軍的旗號便全部投降了西晉；吳將陶浚奉命率軍二萬與晉軍作戰(zhàn)，要出發(fā)的前天晚上，部眾也逃散一空，吳司徒何值、建威將軍孫晏等人未等晉軍逼近，便主動交出符節(jié)印信而降。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吳軍軍無斗志的驚人狀態(tài)，這樣一支軍隊自然無法與晉軍相匹敵。

意義

晉滅吳之戰(zhàn)是中國戰(zhàn)爭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突破長江天塹的江河進攻戰(zhàn)。此役創(chuàng)造了水陸俱進、多路并發(fā)、順流直下的大江河進攻方略，結束了東漢以來數百年的分裂局面，亦為后世用兵長江提供了借鑒。在晉滅吳的戰(zhàn)爭中，西晉準備充分周密，戰(zhàn)略指揮正確，作戰(zhàn)部署得當，所以取得了勝利。王濬率的水軍對這場戰(zhàn)爭的勝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當時的情況下，千里長江天塹是難以克服的障礙，何況吳國以舟楫為輿馬，水軍向來強大。曹操敗于赤壁；曹丕攻吳，臨江而返，都因受限于長江。司馬炎接受了這些教訓，編練了一支強大的水軍。這支水軍從巴蜀啟航，沿江東下，破鐵鎖，除鐵錐，斬關奪隘，所向披靡，只用40多天就駛抵建業(yè)。然后又不失時機地配合步兵發(fā)起總攻。終于迫使吳主孫皓投降，滅亡了吳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