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秦戲源自秦腔(秦腔、甘肅腔)傳入汕尾市海陸豐,長期演變形成“西秦戲”。說法有二:一說明代萬歷年間,陜西隴右(今甘肅天水)有位劉天虞(與同代戲劇家湯顯祖是攀友),到廣州做官,帶3個西秦腔班子,經(jīng)過江西流人粵東、閩南、臺北一帶,后來在海陸豐扎根,并與海陸豐民間藝術(shù)和語言結(jié)合,逐漸游離于西秦腔而自立門戶,形成西秦戲;又有一說,是明崇禎年間,李自成的敗軍沿閩贛邊界進入廣東之后,敗軍中一些陜甘藝人在海陸豐聚班演戲所留傳下來的。
傳統(tǒng)劇目分文戲和武戲兩類。文戲的主要劇目有:“四大弓馬”、“三十六本頭”、“七十二提綱”等。武戲多取材于東周列國、封神、隋唐、水滸等演義小說。經(jīng)過整理較有影響的劇目有《回窯》、《斬鄭恩》等。武打藝術(shù)宗南派武功,長于表演慷慨悲壯的歷史故事戲。腳色和場面分為“五行十柱”,即打面行(分紅面、烏面、丑);打頭行(分正旦、花旦、藍衫、婆腳);網(wǎng)辮行(分老生、文生、武生、公末);旗軍行(分烏軍、紅軍);音樂行(分文畔、武畔)。著名演員有曾月初、羅振標等。
明末清初,廣州方言地區(qū)及潮汕閩南語地區(qū),都有西秦戲流行。一路從湖南、湖北傳入,一路從江西、福建傳入,故西秦戲有上、下路之分。
清乾隆元年(1736)以前,西秦戲已在廣東廣為流傳,其曲調(diào)有正線、西皮、二簧、小調(diào)四類。正線是西秦戲的主要聲腔,又分二方(也叫二番)、平板、梆子三種,以二方為基本曲調(diào),與陜西的漢調(diào)二簧近似;平板接近皮簧戲的四平調(diào)(平板二簧);梆子與吹腔相近。故有人認為西秦戲與秦腔、漢調(diào)二簧、徽劇均有淵源關(guān)系。除正線外,西秦戲的西皮與粵劇梆子(即西皮)相同;二簧接近廣東漢劇二簧。伴奏樂器有頭弦(俗稱“硬子”)、二弦、三弦、月琴、大小嗩吶、號頭等。武戲常用大鑼大鼓。
西秦戲植根汕尾市海陸豐之后,深為廣大群眾喜聞樂見。西秦戲的唱、白雖然沿用中州音韻,但曲文通俗淺顯,加上藝人們不斷學習正字、白字等兄弟劇種和民間藝術(shù)的長處(如正字戲的三國劇目、昆曲牌子和民間的南派武功等),以豐富和提高自己,因而使之逐漸發(fā)展成為一個別具風格與特色的地方劇種。在清代乾隆、嘉慶年間,海陸豐竟擁有40多個西秦戲班,流行地區(qū)從原來的粵東、閩南、臺北擴大到廣州、香港、澳門及東南亞等地。
鴉片戰(zhàn)爭之后,帝國主義入侵,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結(jié)構(gòu)解體,經(jīng)濟、文化發(fā)生巨大變化,廣州、汕頭一躍而成為對外貿(mào)易城市,人口集中,商業(yè)發(fā)達,新興的粵劇、潮劇分別紛紛進入省港和汕頭,并且各自以為中心,承值官商酬神演出。因此原來流行于潮汕的西秦戲,由于唱、白仍操中州音韻,既古老又拘謹,無能與用方言唱、白的潮劇競爭,便逐漸南退汕尾市海陸豐,這是一面;另一面,粵劇也銳意改良,唱、白由官話改為方言,有效地占據(jù)了粵語地區(qū),又使西秦戲不得西進而止于惠陽東部(今惠東縣)的閩南語系地帶。當時,由于海陸豐的封建勢力仍很穩(wěn)固,又有足以維持自給的優(yōu)越自然條件,故西秦戲東、西受阻,集中海陸豐之后,得以偏安一隅,“自耕自食”,少與外界劇種交流,一直保持著固有的古樸風貌。
然而,此時正在急劇變化競新的粵劇、潮劇和外江戲(廣東漢劇),又不斷流入海陸豐,刺激了西秦戲;當?shù)厝罕娨膊粷M足于它那種固步自封的狀態(tài),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加上西秦戲和正字戲、白字戲三個劇種的幾十個班子,都擠在海陸豐這塊狹長的沿海地帶,于是互相競存,促進了西秦戲的變化。
西秦戲在變化中,大大發(fā)展與豐富了提綱戲(即純科白或科白夾唱的劇目)。由于提綱戲是用大嗩吶和大鼓、大鑼、大鈸等擊樂伴奏,氣派雄壯,既適應了城鄉(xiāng)廣場的演出,又迎合了群眾酬神喜慶崇尚熱鬧的要求,因此給西秦戲開辟了一條從發(fā)展走向繁榮的道路。
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社會動蕩不安,而地處沿海偏僻地帶的海陸豐,由于陳炯明得勢,又使西秦戲得以安生和發(fā)展。這期間,有一些班子,又沖出海陸豐,闖到潮汕、閩南和廣州、香港去,其中順泰源班、雙福和班、賽豐年班和慶臺春班,還遠涉重洋赴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外埠演出,播下了種子,如吉生、戊生、福婆等,落籍海外,繼續(xù)從事僑胞業(yè)余西秦戲演唱活動,并培養(yǎng)了亞玉、亞蘇、亞三、貴金等一批女旦回國,開創(chuàng)了西秦戲由女人扮女角的歷史功績,其中周生、俸旦等還娶了外籍妻子回來。
西秦戲初考系明末西秦腔(即秦腔、甘肅調(diào))流入汕尾市后,與地方民間藝術(shù)結(jié)合,至清初遂逐漸游離于本腔(西秦腔)而自立門戶,形成了別具風格與特色的“西秦戲"劇種。設(shè)有老生、武生、文生、正旦、花旦、紅面、烏面、公末、丑、婆等十個行當。其武打技巧取法南派武功。西秦戲腳色分"打面行 "、"打頭行"、"網(wǎng)辮行"、"旗軍行"幾種,"打面行"包括紅面、烏面、丑等;"打頭行"包括正旦、花旦、藍衫、婆腳等;"網(wǎng)辮行"包括老生、文生、武生、公末等;"旗軍行"包括烏軍、紅軍等。
西秦戲傳統(tǒng)劇目有一千多個,其中較有影響的包括《販馬記》等"四大弓馬戲",《打李鳳》、《棋盤會》等"三十六本頭戲",《斬鄭恩》等"七十二提綱戲",《回窯》、《葛嫩娘》、《秦香蓮》、《趙氏孤兒》、《游西湖》等劇目也深受觀眾歡迎。
西秦戲的音樂唱腔為齊言對偶句的板式變化體,曲調(diào)有正線、西皮、二簧、小調(diào)四類。正線是西秦戲的主要聲腔,又分二方、平板、梆子三種。西秦戲唱、白沿用中州音韻,男女異聲同調(diào),男唱真嗓,女唱假嗓。樂隊分"文畔"、"武畔"兩種,"文畔"使用頭弦、二弦、三弦、月琴、嗩吶、號頭等樂器,"武畔"主要使用鑼鼓等打擊樂器。
縱觀歷史,西秦戲是沿著一條迂回曲折的道路,從發(fā)展走向繁榮, 陸豐碣石玄武山祖廟重光,還有十班大戲(包括正字戲、西秦戲)應聘云集碣石鎮(zhèn)演出,于此可見當時汕尾市海陸豐地方戲曲活動還是很興盛的。
1922年,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汕尾市海陸豐暴發(fā)了轟轟烈烈的農(nóng)民運動,彭湃在《海豐農(nóng)民運動》一書中,對農(nóng)運前海豐文化狀況的分析是:“鄉(xiāng)間完全沒有閱報演講團平民學校之設(shè),不過有唱戲唱曲及舞獅種種之娛樂機關(guān),然其中的戲劇歌曲文章幾千年來差不多是一樣,所以農(nóng)民的思想,一半是父傳子子傳孫的傳統(tǒng)下來,一半是從戲曲的歌文中所影響而成了一個很堅固的人生觀。彭湃深明戲曲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所以在暴風驟雨般的革命運動中,能很好地爭取、團結(jié)、教育、改造戲曲藝人,稱呼被統(tǒng)治階級視為“廢人”的演員為“善廢人”,并與之交朋友,如當時西秦戲的演員戴凈、玉生、發(fā)旦等,都經(jīng)常被彭湃邀到“得趣書室”共商改良戲曲事宜,至1925年,終于成立了紅色“梨園工會”。
1927年,海陸豐農(nóng)民第三次奪取政權(quán)之后,11月18日至21日,在紅宮舉行的“海豐全縣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中誕生了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府,全體代表熱烈通過了一條“改良戲劇”的決議案。是年除夕,海豐縣蘇維埃為歡度奪取政權(quán)后的第一個元旦,隆重組織戲劇活動,西秦戲順泰源班應邀演出了《秦瓊倒銅旗》提綱戲,大受歡迎。在歷時六年(1922—1928年)如火如荼的海陸豐農(nóng)民運動中,西秦戲和正字戲、白字戲,都得到保護和發(fā)展,向來被統(tǒng)治階級視為“戲仔”,“腳底人”和下九流的藝人,也撐起腰板,開始了做人的權(quán)利,投進革命的風暴,充分發(fā)揮了他們和戲曲的作用與功能,在中國近代革命歷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1941年和1945年,海陸豐先后兩度淪陷,日本侵略軍頗忌表演粗獷、激昂的西秦戲,偶有演出,輒遭鬧臺禁演。國難當頭,其間又逢大饑荒(1943年),城鄉(xiāng)經(jīng)濟破產(chǎn),民不聊生。原僅存的幾個班子,也都散伙,名演員戴凈、水祝凈、宣丑、念砂丑、發(fā)旦、松旦、貴金(女)旦等三十余人先后餓死,從此,西秦戲元氣大損,江河日下,幾乎陷于無可挽救的地步。
1945年,抗戰(zhàn)結(jié)束,內(nèi)戰(zhàn)又起,災禍延綿,西秦戲處境更加艱難,其所存的新順泰源、慶壽年和慶豐年三個破爛班子奄奄一息,處于臨頻湮沒的狀態(tài)。
1949年,只剩下一個瘡痍滿目的慶壽年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西秦戲獲得了新生,幸存在世的老一代藝人張漢標、羅宗滿、曾月初、陳銘詡、林泳、馬富、張木順、曾炮、林德祥、張德、蔡栗、周世妹、林白妹,以及名演員羅振標、孫俊德、陳伯思、周漢孫、唐托等,都對新中國寄于無限希望與信賴,相繼匯集到慶壽年這個唯一的班子,他們團結(jié)起來,仿效大革命時期的做法,開展合法斗爭,把班主制改為集體所有制,實行評工定分的工資分配制度,改慶壽年戲班為海豐縣工人劇團(后又復名慶壽年劇團)。1950年、1951年,先后赴香港、廣州演出。1952年,海陸豐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劇團解散,藝人回鄉(xiāng)分田務農(nóng)。
1953年,土改和土改復查結(jié)束,省文化局和東江專署文教科派員來海豐,幫助恢復慶壽年劇團,并開始吸收劉寶鳳、羅惜嬌兩名女旦,恢復西秦戲較長時間中斷了女旦的新面貌。接著,新文藝工作者呂匹、馬康等參與了劇團改革工作。
1956年,海豐文化科正式建立。有效地加強了對劇團的領(lǐng)導和管理,并積極發(fā)動與組織老藝人搶救藝術(shù)遺產(chǎn),挖掘、記錄、整理了《仁貴回窯》、《重臺別》、《劉錫訓子》、《宋江殺惜》、《審馮旭》、《斬鄭恩》、《棋盤會》、《胡惠乾打擂》、《桂技寫狀》、《秦香蓮》、《徐棠打李鳳》、《崔梓弒齊君》、《救宋王》、《錯園耍槍》、《轅門罪子》等七十多個優(yōu)秀傳統(tǒng)劇目上演。同時,對唱腔音樂、表演藝術(shù)、舞臺美術(shù)和臉譜等方面都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提高,使西秦戲枯木逢春,欣欣向榮,別開新面。
1956年,慶壽年劇團接受政府登記之后,改名為汕尾市海豐縣西秦戲劇團。1957年赴省匯報演出,劇目《斬鄭恩》、《仁貴回窯》和《重臺別》等,受到文藝界的好評。
1961年,在省文化局的支持下,汕尾市海豐縣西秦戲劇團派出劉寶鳳、嚴木填和張德、蔡廉等十名演員與音樂人員,赴陜西省戲劇院學習七個月,包括過去先后移植了《趙氏孤兒》、《游西湖》、《白玉真》、《三滴血》和《殺生》、《殺廟》、《推澗》、《雙下山》、《三對面》等九個長短劇目,又吸取了秦腔藝術(shù)的諸多長處,促使本劇種在唱腔音樂、表演藝術(shù)各個方面的進一步改革和創(chuàng)新,特別為后來編演現(xiàn)代戲(如《貨郎計》、《哥妹倆》、《鐵孩子》、《赤鄉(xiāng)烈火》等)打下了較好的基礎(chǔ)。
正當西秦戲以嶄新的姿態(tài)邁開步伐向前發(fā)展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到來,“四人幫”實行了文化專制主義,一切劇目不但通統(tǒng)被扣上“封、資、修”黑貨的罪名而大加鞭撻,甚至連劇團也遭強行解散,演職員被迫回鄉(xiāng)務農(nóng)。老一輩藝人境遇更加凄涼,有的掃馬路度日(如名武生林泳),有的氣瘋致死(如名文、武生羅宗滿),有的上吊尋求歸宿(如名老生曾月初)等等,至此,這批出身于華天樂著名科班、肩負傳宗接代的名演員,終于在“文革”中消失。
1973年,汕尾市海豐縣唯一的文藝團體——宣傳隊,改為西秦戲與白字戲“兩下鍋”的混合劇團,實行了板腔與聯(lián)曲空前“大聯(lián)合”,他們按照“四人幫”欽定的京劇“樣榜”移植演出的《杜鵑山》,難于表現(xiàn)出西秦戲的特色。
粉碎“四人幫”之后,中央號召恢復地方劇種。1979年,在省文化局的扶掖下,終于恢復了海豐縣西秦戲劇團。重建的劇團,雖然百孔千瘡,但能為拯救劇種和服務人民、服務社會主義建設(shè)做出了一定貢獻。1991年和1992年先后參加第四屆廣東省藝術(shù)節(jié)和全國“天下第一團”(南片、福建)展演,劇目《秦香蓮》、《斬鄭恩》及演員皆獲佳獎。連年來,七度應邀赴香港演出,傳播了鄉(xiāng)音,溝通了鄉(xiāng)情。香港文志唱片公司、東南亞唱片公司和廣州唱片社合作,幾次來團錄制了優(yōu)秀傳統(tǒng)劇目《回窯》、《重臺別》、《劉錫訓子》、《五臺會兄》等16盒卡帶,遠銷重洋。另方面由于藝人外流,造成今天青黃不接,行當不全,致使在劇目創(chuàng)作、藝術(shù)生產(chǎn)和演出上都存在不少問題,亟待解決。
新的歷史時期,對戲曲事業(yè)提出了新的要求,回顧明清以來西秦戲所走過的路,成敗興衰,是可以從中悟出一條有益的經(jīng)驗和教訓,用以促進劇種之振興的!
西秦戲的提綱戲盛行,其歷史作用是應該肯定的:
一是在當時處境困難的歷史條件下,不但適應了形勢和人民的需要,而且使劇種的生命得以延續(xù)不滅;
二是發(fā)展和豐富了原有的《封神傳》、《隋唐傳》、《后五代傳》、《宋傳》等一批數(shù)量可觀的連臺本戲;
三是增強了藝術(shù)表演力,在念、做、打(特別是武功)方面,都突破了傳統(tǒng)套式,自成一格;
四是充分發(fā)揮了藝人的聰明才智,造就了一批批很有聲譽的演員,如已故的烏面戴(演所謂“三王”中的紂王、趙王和李晉王)、紅面水祝(演秦瓊和趙匡胤)、念砂丑(演程咬金和馬迪)、玉生(演楊六郎和廣成祖)、宗滿生(演王云和假柳絮)、彬生(演羅成和伍辛)、戇生(演薛仁貴和宋江)、九旦(演無鹽女和陶三春)、松旦(演姜后和伍梅)、發(fā)旦(演妲己和閻惜嬌)、炮婆(演楊令婆和國太)、振標生(演徐棠和高懷德)、烏面俊德(演李鳳和鄭恩)等等,都是經(jīng)過千錘百煉,演好了提綱戲而出名的。但是由于提綱戲粗制濫造,以致不少具有嚴格要求的傳統(tǒng)文戲和精湛的表演藝術(shù)逐漸失傳、湮沒;其次,提綱戲重做不重唱,使唱工藝術(shù)得不到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