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遼史》地理志饒州條記載:“饒州,匡義軍節(jié)度,本唐饒樂府地,貞觀中置松漠府,太祖完茸故壘。有演河隸延慶宮,統(tǒng)縣三”?!伴L樂縣,本遼城縣名,太祖伐渤海遷其民建縣居之,戶四千,內一千納鐵?!备鶕?jù)上述文字,這座古城址,唐初為饒樂都督府,唐貞觀二十二年(公元 648 年)改稱松漠都督府。遼代由太祖完茸故壘,建立饒州,西南小城,為饒州的長樂縣城。
1970~1980年,開始對這一城址的發(fā)掘和研究。
2013年5月,被國務院核定公布為第七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遺址分東、西兩城,東城大西城小。全長1400米,其中東城長1050米,西城長 350米,寬為 700 米,城墻基寬 12 米,殘高 2-4 米,墻為夯筑,東西各有 2門,門址明顯,有甕城痕跡;北面有等距土堆 7 座 ,南墻邂中有 60 平方米建筑臺基 1座,為南門遺址。東城東門附近有 1 建筑遺址,其上遍布冶拱焦渣和鐵汁凝固物,并有大量鐵丁、鐵環(huán)、鑄鐵殘片。
城址西南方 100 米處,有石廟 1 座,當?shù)厝朔Q“白廟子”。石廟雕工細膩、花紋工整、造型精美。
城址西北方小山頂上,有明顯的石墻遺跡,石墻周圍全長 200 米,直徑為 70 米,此為饒州城防御設施遺址。城址正北山上有平臺 5 處,每處平臺上均有明顯建筑遺址。地面上有大量瓏磚碎瓦,均為遼代廟宇建筑材料,是遼代廟宇遺址。
經(jīng)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實地調查,發(fā)現(xiàn)城址內東西兩城的布局呈橫向的“日”字形,即“城址平面為橫長方形,系由大小相連的二城組成;西部城址面積較小,是一附城,東部當是主城?!倍以诖蟪俏鞒菈Φ耐鈧劝l(fā)現(xiàn)有馬面的遺跡,而且四角還存在著角臺,如大城與小城同時建成應無此必要,據(jù)此估計,西側的小城可能是在大城筑好以后再接筑的。這一點的古代城市在其他城市,而在遼代城址中卻有很多發(fā)現(xiàn),這是遼代城址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據(jù)目前考古調查結果來后,具有這種結構的遼代城址除饒州外主要還有遼上京、中京道的松山州等,之所以有這樣的城市布局,是同遼代的社會政治制度及民族分布特點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首先,唐末以前,潢河(西拉沐淪河)兩岸的廣大地區(qū)是契丹族的發(fā)源地,主要從事傳統(tǒng)的漁獵畜牧產(chǎn)業(yè),基本上沒有其他民族在此地定居。但是,據(jù)《契丹國志》記載,從五代時期開始,“藩鎮(zhèn)驕橫,互相并吞鄰藩,燕人軍士多亡歸契丹”,據(jù)《新五代史》記載“時劉守光殘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這說明遷入契丹的中原漢人逐漸增多,契丹統(tǒng)治者將這些遷居以及虜掠而來的漢人安置在上京道地區(qū),“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他們帶來社會文化以及生產(chǎn)生活方式,為傳統(tǒng)的生產(chǎn)方式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但是在契丹統(tǒng)治者眼里,這外來的人口都是地位低下的人,不能與契丹人同居一城,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契丹統(tǒng)治者在建設城市的時候,就采取了在主城的外面再加筑一座附城,用來供這些外來人口居住,這樣就形成了遼代城市所特有的“日”字形布局,這些被分隔出來的附城規(guī)模較小,居住條件較差,與一墻之隔的主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且為了防范外來人口的反抗,契丹統(tǒng)治者往往在主城構筑堅固的防御設施,對外面的附城進行嚴密的監(jiān)控。
其次,由于自遼太宗耶律德光開
始,遼代實行了“因俗而治”(百官志一)的民族政策,這是一種具有雙重性特點的政治,即“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這一制度體現(xiàn)在城市的建設和管理上,即形成了將契丹人和外來人口分別置于分隔開的兩座城中,這樣可以減少契丹人與外來人口的對立,保留各自的傳統(tǒng)文化和生產(chǎn)生活方式,有利于社會和安定和繁榮,但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主要是由于人為的分隔,阻礙了各民族在各方面的緊密聯(lián)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民族融合。
遼代這種“日”字形的城市,是以前歷代中原王朝所沒有的,在草原民族歷也是一次嘗試,這種創(chuàng)舉,不但促進了遼代各民族的共同發(fā)展,而且對后世也有著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