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逸圖》是明代畫家董其昌創(chuàng)作的紙本墨筆畫,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此圖畫的是一河兩岸,近處發(fā)雙大樹三組,遠處低丘矮山數(shù)疊。畫法近于倪瓚的面貌,山白一帶、披麻兼用,而以側筆為主。雜樹畫法和云林法有異,用柔渾的筆墨寫出枝干,然后皴染點葉。全圖給人依而不繁,曠而不空之感。
此畫描繪的是平坡雜樹,遠山數(shù)疊。樹木蔥郁,亂石叢生。危崖溝壑,溪水緩流,頗得自然神韻。近景是古樹虬曲,中景空白一片,似水茫茫,遠處山巒層疊,秀麗雋永,風景宜人。鈐白文二印。
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董其昌正賦閑居家。由于其子與鄉(xiāng)民發(fā)生沖突,導致其宅被焚,家資盡喪,此即“民抄董宦”事件。董其昌被迫避禍他鄉(xiāng),惶惶往來于吳興、鎮(zhèn)江之間。雖然半年后事態(tài)逐漸平息,但董其昌似乎心有余悸,仍舊頻頻四出游歷、訪友。此圖即為第二年董其昌去鎮(zhèn)江、太湖間的練湖畔訪其舊友蔣道樞,與蔣道樞泛舟荊溪時的即興之作,頗似當年倪瓚棄家隱居太湖時的心境。
董其昌此圖采用了倪瓚典型的筆墨技法,湖濱兩岸的淺坡及山丘皆以干筆淡墨施以折帶皴,行筆以側鋒為主,筆墨蒼逸,較好地表達出倪畫中蕭散簡遠的意境,同時也反映了作者晚年身歷劫亂后的蒼涼心緒。但作者又非簡單地仿古,近岸數(shù)株盤屈虬結的古木就充分體現(xiàn)了作者獨特的藝術創(chuàng)造。董氏畫樹有其獨到的見解,他在《畫禪室隨筆》中寫道:“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折為主……如寫字之于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此秘訣也?!睒溥^于直,不免枯燥、呆板,有曲折才見變化、生意。觀此圖之樹,確實起到了點醒畫面的作用。近景之樹,不僅是連接兩岸的橋梁,填補了湖面的大片空白,同時也是作者刻意表現(xiàn)的另一主要物象,它們攲側的走勢以及相互之間糾結牽引的姿態(tài),都使冷寂空闊的景色趨于活躍,表現(xiàn)了董其昌多方面的筆墨技巧。
當代畫家陳振濂:《高逸圖》是董其昌傳世作品中較松動的一種類型,仿倪云林多于仿黃公望。山坡亦是采用折帶皴而小變其態(tài)。樹木較枯寂,未以外形精美稱,但點染之間,卻頗有細膩而獨特的淡恬情致——不故為頓挫以見豐富也不故作簡練以求高潔:是一種淡淡的心態(tài)。畫題“丁巳三月,道樞載松膠一斛,與余同泛荊溪,舟中寫此紀興”。知是在優(yōu)哉游哉的閑雅氣氛中畫此,其心情自不同凡俗。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號思白,又號香光居士,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明萬歷十六年(1588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卒謚文敏。精于書畫鑒賞,收藏很多名家作品,在書畫理論方面論著頗多,其“南北宗”的畫論對晚明以后的畫壇影響深遠。工書法,自謂于率易中得之,對后世書法影響很大。其書畫創(chuàng)作講求追摹古人,但并不泥古不化,在筆墨的運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帶秀,體現(xiàn)出文人創(chuàng)作中平淡天真的個性。加之他當時顯赫的政治地位,其書畫風格名重當世,并成為清代藝壇的主流。著有《畫禪室隨筆》、《容臺集》、《畫旨》等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