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在21世紀，市委市政府“城市牌”的大力指引下，對這種建筑風格保留較完好的莞城振華路、大西路、維新路、和平路等舊馬路沿街店鋪得以“穿衣戴帽”裝飾一新，既保留傳統(tǒng)風格，又注入現(xiàn)代元素，形成了莞城獨具近代商業(yè)街市特色的典型街景，提升為東莞旅游的品牌和亮點，對我市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和人居環(huán)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義。騎樓多為磚木結構，一般是兩層或三層。街面的繁華貿(mào)易與內(nèi)向的封閉市井生活也已各自成型：騎樓下讓人自由通行，適合南方地區(qū)避雨遮陽之需，作為住房或寫字樓，地層則是商?；虻赇?，騎樓檐廊是人行道，而騎樓上則作商號寫字樓或貨棧，開展商貿(mào)活動十分方便；騎樓的背后是內(nèi)街，民宅大門一般開向內(nèi)街內(nèi)巷，內(nèi)街成為居民交往的“公共大廳”，充滿濃郁的人情味。這種有層次的沿街檐廊復合空間，大大適應了市民日常生活的豐富性和空間使用功能的多樣性。最早盛行于南歐、地中海一帶。這種以遮陽為主要功能的家居“外廊式建筑”，從單邊外廊，擴展到雙邊、三邊以至四邊回廊，最先由英國人首先發(fā)明建造于印度的貝尼亞普庫爾（Beniapukur）地方，稱之為“廊房”，當?shù)氐姆窖越衞uveranda。隨著殖民勢力范圍的不斷擴大，經(jīng)由南亞、東南亞、東北亞而至中國。

歷史

1932年，東莞人劉紀文任廣州市長，在當時主持廣東事務的陳濟棠（主粵政時間為1929-1936年）的支持下，將這種建筑風格引進廣州。隨著明末清初西方資本主義的滲透，特別是1911年廣九鐵路建成通車，進一步促進了莞城商業(yè)的興盛繁榮。其時莞城一些街道已出現(xiàn)商品專業(yè)一體化，比如打錫街專營錫器，賣麻街專賣黃麻，文房街主營布匹，豬仔圩專賣豬仔，其他如賣飯街、皮鞋巷、果巷、葵衣街、床街、爐街、元寶街、釘屐街、紙扎街、豆豉街、道富巷、芽菜巷、油巷等均趨于專一化。舊時的麻石街巷既狹窄又擠擁，原來的坊式房已不能滿足日益繁榮的商業(yè)發(fā)展的需要。

時任東莞縣縣長兼明倫堂副會長的陳達材，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時與劉紀文是同窗，而且常有往來，他自然把廣州的“騎樓”建筑“借回”東莞，大興建設。從民國19年（1930年）開始規(guī)劃，但因種種原因，直到1931年，才正式下令拆街巷建馬路。將迎恩街、打錫街、驛前街改建為振華路；賣麻街改建為大西路；豬仔圩、紙扎街改建為維新路；教場大街改建為中山路；元寶街、茱萸街、豆豉街改建為和平路；杉排街、下市街改建為威遠路；遇賢街、鐵鑊街改建為中興路。這樣，舊房拆遷，一律建騎樓式的店鋪。由于當時某些國民黨官僚沒有做好被拆遷民房的住戶的安置工作，反而乘機搜刮民脂民膏，引起民憤，建馬路的官員被殺，引起了風波。陳縣長沒有把馬路修好，即由黎國材繼任，其后在黎國材、鄧慶史兩任縣長的繼續(xù)努力下，歷時數(shù)載，才將這七條馬路上的騎樓建成。

在莞城騎樓的滄桑史中，大西路騎樓最為值得一書。1938年10月12日，日寇派遣侵略華南的“南支那派遣軍”在惠陽大亞灣登陸。國民黨陸軍香翰屏部不戰(zhàn)而逃，淡水、惠州相繼淪陷，莞城岌岌可危。其時，有些土匪之流紛紛起哄、搞破壞，主張焦土抗戰(zhàn)，燒毀了印洲至萬江之間的木橋，還主張燒毀莞城各馬路的騎樓，以乘機洗劫百姓，幸在居民同心協(xié)力的搶救與保護下，土匪的奸計才未能得逞。但10月20日莞城淪陷，日寇大本營駐守在人民公園一帶，其中一個分隊十多個哨兵分守在大西路路口樓高三層的萬春堂，這個制高點東握和平路，西控中興路，北封脈瀝洲與水鄉(xiāng)，南制大西路，緊扼莞城商業(yè)的咽喉。當時大西路方向有幾間高層樓房擋住了哨兵的視線，日寇竟從序齒約到中興路祥發(fā)號，將那些建筑得美輪美奐的騎樓通通付諸一炬，燒成廢圩。經(jīng)過70多年的風雨，有部分騎樓被拆除了，有些則日久失修倒塌了。但是騎樓，它記載著城市過去的歷史價值，它獨到地印證了歷史與藝術的個性，到了近年終于被人們所認識。踏進2000年，市委市政府斥資重新裝飾大西路、振華路、中興路等舊城區(qū)，維護其原有的街道格局，既把建筑、文化、旅游、商貿(mào)、居住融為一體。又讓保護、發(fā)展、利用相結合，讓騎樓這種老建筑成為了東莞市打造全國旅游名城的新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