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人》是白先勇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集,收錄了20世紀60年代白先勇創(chuàng)作并于《現(xiàn)代文學》發(fā)表的14篇短篇小說,首次出版于1971年。
該書是一部深具復雜性的短篇小說集,描寫了臺灣社會各階層人物在新舊時代交替中的人生轉變,具有歷史興衰和人世滄桑感。不但小說之幅面廣,使讀者看到社會之“眾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題命意之一再重復,與互相陪襯輔佐,使讀者能更進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義,并得以一窺隱藏在作品內(nèi)的作者之人生觀與宇宙觀。
尹雪艷——“總也不老”的高級交際花,從上海到臺北,不管時空如何變換,她卻是凝固不動的,“總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風情”,“有她自己的旋律,有她自己的拍子”,“絕不因外界的遷移,影響她的均衡”,然而她卻“八字帶著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輕者家敗,重者人亡”。圍繞著尹雪艷身邊的男子都劫數(shù)難逃:王貴生犯下了官商勾結的重罪,被槍斃正法;洪處長在娶尹雪艷一年后丟官,兩年破產(chǎn),空空如也;年輕有為的徐壯圖死于非命。白先勇在小說中把尹雪艷形容為“像個通身銀白的女祭司”,“一身白顏色的衣衫,雙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觀世音”,“冰雪化成的精靈”。尹雪艷既有迷男人的功夫,又有迷女人的功夫,白先勇賦予她一種神性,好像在用一只無形的手操縱著眾人,將眾人都”拘到面前來“,然后”叼著金嘴子的三個九,徐徐地噴著煙圈,以悲天憫人的目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壯年的、曾叱詫風云的,曾風華曠世的客人們,狂熱的互相廝殺,互相宰割“。尹雪艷就如一個命運之神在毫不留情地撥弄著眾生,肆意張揚地擺布著人類。
藍田玉原是南京秦淮河畔得月臺名伶,擅長昆曲,尤長于名段《游園驚夢》,被錢鵬志大將軍看上,娶為填房,但由于兩人年齡懸殊,使她事實上是在一種生命的死亡狀態(tài)下享受這種外在物質形態(tài)的榮華富貴。錢將軍去世后,當年的藍田玉經(jīng)歷了將軍夫人的顯赫后又成為一介平民,一切輝煌成為過去,一人獨居臺南,孤獨黯然的消磨自己的歲月。
小說中的錢夫人,這位曾是繁華熱鬧的”舞臺“上的主角人物,如今卻只是站在舞臺一旁的一位”看客“,眾人的精彩出場一次又一次勾起她對往事的傷心回憶。錢夫人一生的經(jīng)歷其實早已被流逝的時間和不可更改的命運所操縱,曾經(jīng)的榮華富貴中將謝幕,最后只留下些許殘存的記憶,偶爾在別人的晚宴中被喚起,今昔對比的落寞、物是人非的蒼涼是時光流逝和命運流轉的必然結果。
原本是上海百樂門時代出過風頭的舞女。來到臺北,在”夜巴黎“的風月場中打了二十年的滾。她趁”徐娘半老“之時,為自己”找到個戶頭“。四十歲的女人沒有功夫談戀愛,四十歲的女人連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那么四十歲的女人到底要什么呢?在她身上在她身上,愛情、婚姻、家庭完全失去了本來的意義,成了她在風月場中角逐的種種手段的延續(xù)。她也失去了一個女性的正常感情,成了一個變態(tài)人。
小說中所謂“臺北人”,實質上是淪落臺北的大陸客?!翱蛡儭背寄合脒h在大陸的親人,懷戀往日的輝煌與風光,在今不如昔的對比中形成一股濃郁的獨特的“大陸情結”。白先勇的“臺北人”較集中地體現(xiàn)了這種有異于以往文學主題的情結。
《臺北人》之人物,可以說囊括了臺北都市社會之各階層:從年邁挺拔的儒將樸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順恩嫂(《思舊賦》),從上流社會的竇夫人(《游園驚夢》)到下流社會的“總司令”(《孤戀花》)。有知識分子,如《冬夜》之余嵚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橋榮記》之老板娘;有幫傭工人,如《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有軍隊里的人,如《歲除》之賴鳴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艷;有低級舞女,如金大班。這些“大”人物、“中”人物與“小”人物,來自中國大陸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們貧富懸殊,行業(yè)各異,但沒有一個不背負著一段沉重的、斬不斷的往事。而這份“過去”,這份“記憶”,或多或少與中華民國成立到大陸淪陷那段“憂患重重的時代”,有直接的關系。
《臺北人》中的作品,大多數(shù)創(chuàng)作于1964—1971年之間,屬于白先勇的后期作品。
白先勇,臺灣作家。1937年生于廣西桂林。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yè),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Writer's Workshop)文學創(chuàng)作碩士。他的小說被譯成英、法、德、意、日、韓等多種語言文字,在海內(nèi)外擁有讀者無數(shù)。著有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臺北人》、《紐約客》,長篇小說《孽子》,散文集《驀然回首》、《明星咖啡館》、《第六只手指》、《樹猶如此》,電影劇本《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戀花》、《最后的貴族》等,重新整理明代大劇作家湯顯祖的戲曲《牡丹亭》、高濂《玉簪記》,并撰有父親白崇禧及家族傳記。
漂泊與還鄉(xiāng)
《臺北人》真實刻畫了飽受悲歡離合的臺灣移民群體的人生百態(tài),作品描繪了漂泊、離散者對故園的無限追憶和他們在夾縫中的生存困境、身份認同的危機意識,以及青年一代未知的命運。
《歲除》中的賴鳴升,當年為國民黨軍隊長官,經(jīng)歷過無數(shù)的硝煙炮火,過臺之后,卻淪為“伙頭夫”。在除夕夜的飯桌上,他一邊激情萬丈地豪飲著從前老部下贈送的金門高粱,回味起昔日國軍生涯的光榮戰(zhàn)績和滿腔熱忱的愛國情懷;一邊又黯然神傷地抱怨現(xiàn)如今潦倒境遇,“不過拿了我們醫(yī)院一點鍋巴去喂豬”,主管就“直起眼睛跟他打官腔”。如今已無人在意這位當年“挑起鍋頭跟著革命家”馳騁臺兒莊戰(zhàn)場的老英雄?!端寂f賦》通過李宅兩位老仆的對話,展現(xiàn)了今昔對比強烈的人世滄桑畫面。舊日里李長官一家的日子過得轟轟烈烈風光無限,年年“在園子擺酒請客,賞牡丹花”。如今卻早已家破人亡,空落成一個頹敗破落的大公館,徒留下早已舊病不起、欲遁空門的老爺,還有那從國外歸來就精神異常,成日坐在園子中“淌著口水”,“捉著一把發(fā)了花的野草在逗玩”的少爺。《梁父吟》和《國葬》描繪了當你叱詫風云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與其部下們,赴臺后宛如風中殘燭的凄慘晚年。
白先勇以局外人的眼光來見證這段歷史,這些國民黨遺老們的故事,轟轟烈烈的發(fā)展軌跡和窮途末路的殘酷結局,是如此震撼人心的凄涼。
《臺北人》中的人物都因為權力系統(tǒng)的衰敗而逃亡遷徙,失去了成長的根基。白先勇筆下的人物出身、階級縱有千差萬別,卻都是不行的被拋棄者、迷失的放逐者。這樣,“臺北人”不斷地尋找現(xiàn)在與過去對話的可能性以及自我的精神根源。正因為如此,臺北被漂流過海的大陸人不斷地復制成記憶中的故園?,F(xiàn)實中的兩種生活形態(tài),兩種空間范疇,兩種人生際遇的交錯,使“臺北人”在掙扎中或生存或毀滅。
大陸情結
作者沒有選取政治視角,也沒有采用歷史的宏大敘事,而是以人為中心,緊緊抓住人的命運的大起大落,在人生際遇中寄托人生變遷的深沉感慨,表現(xiàn)“臺北人”的“大陸情結”。
作為現(xiàn)實主義文學,首先《臺北人》在歷史的風云變幻中展現(xiàn)人生際遇的大起大落,在人生命運的感嘆中回響著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zhàn)爭到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的歷史腳步聲。真實的歷史事件既構成了故事情節(jié)的背景,也構成了人物描寫的框架,為“大陸情結”的藝術審視和展現(xiàn)提供了生活依據(jù)。其次,《臺北人》所描寫的“臺北人”不管是來自四川的、湖南的、廣西的,還是來自上海的、南京的,都是以生活真實為基礎的,都具有中國大陸人的音容笑貌、氣質性格。他們的憶昔、思親、懷鄉(xiāng)、戀土、念舊之情,具有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具有中國歷史傳統(tǒng)文化積淀。由于時間距離的拉開,歷史變動已經(jīng)淡化,命運感嘆不再那么沉重,那種“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的“大陸情結”作為一種鮮明的中華民族的至情至性突現(xiàn)出來,這正是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體現(xiàn)。再次,象親友聚會、除夕守歲,唱曲打牌,種花養(yǎng)草,以及“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門庭冷落、世事無常等細節(jié)描寫,也都是經(jīng)得起生活檢驗的。還有《臺北人》貫穿著中國大陸五四以來所形成的啟蒙主義、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紅線,表現(xiàn)了作家直面人生、正視現(xiàn)實的責任和勇氣。這一切都說明《臺北人》是植根在現(xiàn)實生活及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土垠中的文學奇葩!
宗教情緒
白先勇總是不自覺地帶著宗教情緒進行他的文學選擇和創(chuàng)作,短篇小說集《臺北人》就是作家在這種情緒參與下精心模塑的結果。這里所說的宗教情緒并非實在意義上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種宗教的精神變體,即作家個體對于生命的宗教體驗,將宗教情緒引入文學沉思,這使《臺北人》在主題和創(chuàng)作構思等諸多方面與臺灣同時期的鄉(xiāng)愁文學作品產(chǎn)生差異,形成自己鮮明的個性。
《臺北人》中的悲劇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人對自身命運不可把握的悲劇。《臺北人》中白先勇用佛教的宿命論觀點解釋人的命運,把人物的生存活動看成是孽海中的升沉。恩格斯說:”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人們?nèi)粘I畹耐獠苛α吭谌藗冾^腦中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形式“。
在《臺北人》中,白先勇不厭其煩地重復著以悲傷的命運而告終的幸運兒和顯赫人物的故事,展示他們由順境到逆境的命運變遷,這種看起來有些模式化的悲劇范型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要素。從這種不斷的重復中我們隱隱約約感覺到作者的一種急于表達的欲望,他要將自己對歷史和人生的認知傳達給讀者,告訴他們一個簡單悲傷的道理:歷史總在重演,但這種重演并非毫無意義,他們都遵循著某種神秘的必然法則。
1.人物形象的塑造:“過去”與“現(xiàn)在”
《臺北人》中的主人公,幾乎都是從大陸流亡到臺灣的。這和白先勇本人的生平經(jīng)歷有關。在父親白崇禧失勢、家庭榮辱不再的特殊環(huán)境下,白先勇的作品中總有一種莫名的感傷和失落,他所塑造的小說人物也都是今昔對比的差別存在,分為“過去”的人和“現(xiàn)在”的人。
2.巧妙的結構布局:橫縱相接
從結構上看,《臺北人》中的短篇小說總體是按照時間順序展開情節(jié)的?!抖埂分袕挠嘟淌谧诳蛷d里等候吳柱國教授,太太去隔壁打麻將,老朋友到來,兩人共憶往事到吳柱國離開,整體符合傳統(tǒng)的縱剖面寫法,然而作者又常常在文中局部展開細膩深入的橫向剖析,比如余教授在等候吳教授的過程中,回憶起二十年前在北平替吳柱國餞行的情景,表現(xiàn)了當年吳柱國教授儒雅、備受尊崇的形象,與現(xiàn)如今失去激情、泯滅理想的吳教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3成熟的語言風格:老辣又耐人品味
首先,《臺北人》中的語言,將文言、傳統(tǒng)白話和現(xiàn)代白話相糅合,形成了白先勇本人獨特的語言風格。其次,白先勇的語言老辣而精到,無論是寫人還是狀物,都能夠達到恰如其分的效果,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臺北人》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7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