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樵鎮(zhèn)怎么樣

西樵鎮(zhèn)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市南海區(qū)西南部，是國家“AAAAA”級風景名勝區(qū)、國家森林公園、中國面料名鎮(zhèn)、廣東省中心鎮(zhèn)，面積 176.63平方公里，轄4個城區(qū)、27個行政村，常住人口292776人（2017年），流動人口6萬多人。

經過多年努力，西樵鎮(zhèn)正式跨入“全國文明鎮(zhèn)”行列。2012年3月20日，該鎮(zhèn)舉行揭牌儀式，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馮德良向西樵鎮(zhèn)頒發(fā)證書，并與南海區(qū)、西樵鎮(zhèn)領導共同為西樵“全國文明鎮(zhèn)”揭牌。

全國文明城市、文明村鎮(zhèn)、文明單位每三年表彰一次。西樵鎮(zhèn)于正式獲評第三批“全國文明鎮(zhèn)”稱號，成為繼北滘鎮(zhèn)后第二個、南海區(qū)首個“全國文明鎮(zhèn)”，南海區(qū)“文化引領”戰(zhàn)略再添“國字號”平臺。

西樵鎮(zhèn)景區(qū)介紹

西樵山風景區(qū)面積14.2平方公里，鐘靈毓秀，素有“南粵名山數(shù)二樵”之美譽。西樵山還是華南地區(qū)石器時代規(guī)模最大的制造工場，“西樵山文化”為中華文明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被考古學者譽為“珠江文明的燈塔”。曾孕育了康有為、陳啟沅、詹天佑、黃飛鴻、黃君璧、冼玉清等一批時賢俊杰。西樵山自然風光綺妮秀麗，人文景觀豐富多姿，交通四通八達，是旅游度假、探險獵奇、考古尋秘的好去處。西樵鎮(zhèn)轄下的西岸風景區(qū)位于西樵山的西南面，是一個自然生態(tài)保護得非常完好的風景區(qū)。這里群山環(huán)抱、綠樹成林，流泉飛瀑終年不絕，是度假休閑和觀光旅游的理想之選。鎮(zhèn)內有大小賓館、酒店25家，擁有四星級的云影瓊樓和多家星級酒店。2005年，共接待游客278萬人次，實現(xiàn)旅游收入4.87億元。

西樵的景色，絢麗多彩；西樵的發(fā)展，欣欣向榮。新的世紀，新的挑戰(zhàn)，新的思路，西樵將繼續(xù)發(fā)揮區(qū)位、人文、環(huán)境優(yōu)勢，依托科技創(chuàng)新和體制創(chuàng)新，大力推廣應用信息化，推進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發(fā)展，譜寫新的篇章。

西樵山位于廣東省南海市的西南部，是廣東四大名山之一，自然風光清幽秀麗，旅游文化底蘊厚重，民俗風情古樸自然。自明清以來，文人雅士，趨之若鶩，旅人游子，紛至沓來，使秀美的西樵山成為名噪南粵的旅游熱點。

西樵山自然風光美輪美奐，山上72峰峰峰皆奇，42洞洞洞皆幽，更有湖、瀑、泉、澗、巖、壁、潭、臺點綴其間，成為這座熄滅了億萬年的死火山的曠世佳作。西樵山林深苔厚，郁郁蔥蔥，洞壁巖縫，儲水豐富，古人贊之為“誰信匡廬千嶂瀑，移來一半在西樵”。今人稱之是：“綠色水庫”，“固體水庫”。正是因為西樵山有如此高品味的自然旅游資源，國務院、國家林業(yè)部才相繼授予它“國家級風景名勝區(qū)”和“國家森林公園”兩頂桂冠，還通過國家AAAAA級旅游區(qū)的評定。

實用信息

文化特色

西樵民風淳樸，古俗猶存。山間有7個古村落，個個具有原汁原味的的嶺南農家特色。走進農家采茶種菜，別有風味；參加西樵婚嫁禮儀，奇趣無窮。一種以“吃農家飯，住農家屋，走農家路，干農家活”為特點的“做一天西樵山民”山村農家樂活動因其山野之趣，傾倒了眾多都市旅游者。此外，西樵山歡樂節(jié)等節(jié)慶活動，以及“半山扒龍舟”，“阿婆扒龍舟”，“新年獅藝”等民俗活動，頗具地方特色。

西樵山素有“珠江文明的燈塔”的美譽，早在6000多年前，勤勞智慧的西樵山人，就在這塊土地上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雙肩石器”文化；明清時期，以湛若水、何白云、康有為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學子隱居西樵，探求理學，錘煉心性，使西樵山獲得了“南粵理學名山”的雅號，西樵“理學文化”自此聲譽雀起；西樵山的宗教文化特色鮮明，她不僅以佛、儒、道三教融合為其特點，更以具有中國特色的南海觀音文化令人矚目，聳立于西樵山第八高峰上的世界第一觀音座像已成為人們研究觀音文化的必到之所；作為國家森林公園的西樵山，其綠色文化尤為突出，西樵山以其美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被稱為整個“珠江三角洲”的“前花園”成為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fā)展中逐步走向“都市化”的南粵民眾遠離塵囂，回歸自然的一塊福地。在這里，游人可盡情吞吐西樵翠色，肆意吸納山川靈氣，休閑度假修身養(yǎng)性，健康長生已成為西樵“綠色文化”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西樵山上村人的婚嫁習俗和生產勞動習俗，引起了游人的極大興趣，特別是“半山扒龍舟”，“阿婆扒龍舟”，“新年獅藝”等民間游藝活動，更是盛況空前，游人若不以一睹為快。西樵山美譽眾多，自古以來民間就流傳有“南粵名山數(shù)二樵”的佳話，將西樵與東樵（羅浮山）列為南粵名山的代表，更有文人學士寫詩矚文，給西樵山以更高的評價。趙樸初有“古風爆竹喧人日，世內桃源現(xiàn)代家”的佳句，秦牧有“西樵秀色美于詩”的贊譽，黃施民有“西樵若問比東樵，秀倚南天此最嬌”的吟詠，更有學者專家盛贊其為“不上西樵山，不算到嶺南”。今天，處于新世紀的西樵山--這顆綠色的寶石，正在顯現(xiàn)出愈加奪目的光彩。

遺址文化

廣東的新石器文化遺存，自本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始，在香港、海豐、粵東一些地方有過若干發(fā)現(xiàn)①，并提出過“海豐沙坑文化(SON)”、“海豐三角尾文化(SAK)”、“海豐菝仔園文化(PAT)”三個文化名稱②，以及香港“舶寮島文化”等③。

解放以來，廣東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或遺物地點，約有四、五百處，經試掘和發(fā)掘的約四、五十處。清理墓葬二百多座，獲得各種文化遺物數(shù)以萬計，為探索廣東原始社會的歷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在各地發(fā)現(xiàn)的文化遺存中，已經提出了兩個文化名稱，即西樵山文化和石峽文化。

石峽文化是1977年提出的④。它以曲江縣石峽遺址下層和墓葬代表，分布于粵北地區(qū)，是一種以稻作農業(yè)經濟為主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文化遺物石器以钁、鏟、錛、鏃、鉞，陶器以鼎、釜、甑和盤、豆、罐、壺組合，以及石琮、璧、環(huán)、璜、玦、笄等飾物共存為特征⑤。它與江西地區(qū)的“山背文化”(尤其與樊城堆下層)⑥，江浙地區(qū)的良渚文化，山東大汶口文化，以及湖南湘鄉(xiāng)岱子坪和長沙月亮山遺址等有著密切關系⑦。雖然同類文化遺還發(fā)現(xiàn)不多，但它的特征和年代是比較明確的。

西樵山遺址發(fā)現(xiàn)于1958年，西樵山文化是1960年提出的。然而，西樵山遺址與西樵山文化的內涵、特征、性質、年代及其分布如何?尚缺乏充分討論和專題探討。我認為這一問題的深入探討和解決，不僅對研究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歷史，而且對探索與華南、東南沿海地區(qū)有關原始文化的關系，都有重要意義。故不揣淺陋，把個人的一些初步看法提出來，求教于同志們。

發(fā)現(xiàn)及研究

為了進一步探討西樵山文化，有必要將西樵山遺址的發(fā)現(xiàn)及其主要看法，作一扼要的介紹。

西樵山遺址位于廣東南?？h官山鎮(zhèn)西樵山，它原是一座古火山丘，周邊長約13公里，直徑約4公里。山峰高度一般為100-200米，最高峰大科峰為300余米。山體主要由粗面巖、火山碎屑巖和石英巖構成。在東北部的火石逕等有燧石、瑪瑙出露；在西部的馬鞍山及山頂?shù)腻\巖等洞穴有霏細巖巖脈。西樵山山麓周圍分布著新老兩套洪積沖積扇，山下連接開闊的珠江三角洲沖積平原。從新石器以至更早的時候起，便有人類在山上及周圍一帶采石制器，勞動生息。

西樵山遺址發(fā)現(xiàn)后，經省內外許多單位的科學工作者的調查、試掘和研究，先后發(fā)表了一些調查報告和文章。主要的有：中山大學調查組的《廣東南?？h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調查》（以下簡稱《初步調查》）⑧，廣東省博物館的《廣東省南海縣西樵山出土的石器》（簡稱《西樵山石器》）⑨，賈蘭坡的《廣東地區(qū)古人類學及考古學研究的未來希望》（簡稱《未來希望》）⑩，黃慰文等《廣東南海縣西樵山遺址復查》（簡稱《復查》）⑾，曾騏《西樵山東麓的細石器》⑿，等等。截至1980年年止，西樵山發(fā)現(xiàn)的石器地點已有二十多處，獲得燧石細石器材料大約二、三千件；霏細巖大石片石器大約三、四千件，以及一部分粗砂陶和泥質印紋陶片。這些發(fā)現(xiàn)和論述，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大問題。

遺址性質

多數(shù)研究者認為，西樵山是一處石器制作場，如《未來希望》、《山西懷仁鵝毛口石器制造場遺址》⒀、《復查》和《關于華南早期新石器的幾個問題》⒁等?！冻醪秸{查》和《西樵山石器》兩個報告，則認為還存在著與采集、漁獵(早期的)和鋤耕農業(yè)(晚期的)有關的遺存。

我贊成西樵山主要是一處大型的、使用年代很長、石制品供給范圍很廣的石器制作場的看法。只有充分注意并進一步解決石器制作場這個問題，才能對西樵山許多地點發(fā)現(xiàn)大量打制石器(成品、半成品、廢品)和巨量的石片作出恰當?shù)慕忉?，特別是對霏細巖的各種打制石器和石片的分類、定名和年代，進行正確的分析，珠江三角洲許多新石器以至青銅時代遺址石器或石料的來源問題，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這一點，《復查》和《西樵山東麓的細石器》的作者作出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但我也認為西樵山還應有生產活動的遺存，而不僅僅是石器制造場。早期的如太監(jiān)崗和南蛇崗，既有細石器的文化堆積，又發(fā)現(xiàn)有使用痕跡的細石器，晚期的就更為明顯。除鎮(zhèn)頭西坡(第15地點)保存有長20余米，厚1米左右的文化層(淡水沙蜆等貝殼堆積，可分兩層，內含大量石片、部分石器和陶片)⒂外，第7地點(佛子廟)和第11地點等，都有文化堆積，并非都是坡積層。又如西樵中學校址(暫編第23地點)先后出土過十多件磨制精細的霏細巖、砂巖的有肩石斧、錛、有段石錛，這里是一片坡地或臺地，這些生產工具應與鋤耕農業(yè)有關。此外，西樵山遺址先后發(fā)現(xiàn)過大約近百件的磨光石器。有些石料如砂巖、板巖等似非西樵山所出產。這些石器，也應與農業(yè)生產密切相關。

遺址年代

主要有幾種看法：(1)開始于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末期⒃；(2)對第二地點(火石逕)或其它細石器地點，有的文章把它和“沙苑文化”作對比，認為可能屬于中石器時代⒄，有的認為屬新石器早期或更早⒅，有的推測第二地點可以是一種陶器以前的新石器文化⒆；(3)對西樵山遺址總的看法，有的認為包涵了舊石器晚期和新石器不同時期的遺存⒇，有的認為其年代可能較早于以印紋陶為代表的遺存（21），有的認為細石器與磨光石器應是“同時異相”，早于增城金蘭寺和海豐遺址，年代為距今五、六千年前（22），等等。

我贊成西樵山包涵著新石器早、中、晚不同時期的遺存。早期的指細石器遺存，主要有火石逕、旋風崗、太監(jiān)崗和南蛇崗四處。根據(jù)省博物館對火石逕、中山大學考古教研室對太監(jiān)崗的試掘（23），以及筆者陪同有關專家的多次觀察（24），這兩處山崗存在著不與磨光石器、陶片共存的細石器堆積層。不過，太監(jiān)崗因基建取土，火石逕因有現(xiàn)代壕溝、墓葬、采石坑，試掘面積都很小，兩處的文化層看來并不典型、清晰。要徹底解決這幾處細石器地點的文化層及年代問題，還需要較大面積的發(fā)掘。

西樵山出土的細石器，其石料以燧石為主，細石器包括小石葉、石片石器、石核石器和石核四大類。根據(jù)比較分析，西樵山細石器與我國北方一些年代較早的典型細石器遺址有許多相似之處，最重要的是同樣具有細石葉及其所由剝離的石核等代表性器形。據(jù)曾騏同志對旋風崗等地點七二四件細石器的分類統(tǒng)計，其中小石片二七八件，石片石器九十二件，石核石器三十一件，石核三二三件。石核又可分多種形式，其中有華北細石器遺址常見的船底形石核和扇形石核。在三二三件石核中，楔形的占一○五件，其中Ⅲ式寬身楔形石核即船底形石核有十四件。另一方面，曾騏同志認為，西樵山的三角形楔形石核和帶把石核為其他省區(qū)所少見。在西樵山的尖錐狀石核中，未見華北常見的“鉛筆尖石核”。西樵山的小石片邊緣多數(shù)未經第二步加工。細石片的寬長、厚長的比數(shù)均偏大。而且缺乏典型的圓頭刮削器(僅八件)、雕刻器(二件)和小石鏃(三件)。不見北方細石器系統(tǒng)中常見的石鉆。這些，又表明西樵山細石器具有自己的特點(25)。在西樵山這批細石器材料發(fā)表之前，安志敏先生曾經指出：“以海拉爾石器為代表的遺存，具有典型的細石器，而沒有陶器共生。同樣的現(xiàn)象也見于陜西大荔沙苑，河南許昌靈井，山西沁水下川和河北陽原虎頭梁等遺址，特別是下川、虎頭梁經過發(fā)掘，有明確的地層證據(jù)，屬于中石器時代的可能性較大，它的絕對年代可能距今八九千年。”(26)曾騏同志的文章也談到，西樵山的細石器，“總的來說，其中較多的特點接近于沙苑、松山(即海拉爾——引者)細石器，而后兩者都被暫定為中石器時代，西樵山細石器的年代可能與上述遺存相去不遠”。同時，根據(jù)賈蘭坡先生的現(xiàn)場觀察、對西樵山大部分細石器標本的鑒別及其有關文章，肯定西樵山的細石器屬于我國華北細石器傳統(tǒng)的范圍（27）。此外，細石器是一種復合工具，多嵌于骨、木工具上使用。它往往與早期的漁獵經濟相聯(lián)系。西樵山及其周圍數(shù)千年前還是一個河涌縱橫、島丘散布、林木茂盛、沼澤遍野的地理環(huán)境，也正符合這種經濟類型。

如果再結合其它一些現(xiàn)象考慮，如第3、4、5地點也采集過少量細石器，第7地點也發(fā)現(xiàn)有幾件燧石石核和幾十件球形的敲砸器，在南海螺崗、灶崗、藤涌崗，觀音廟口，佛山河宕，番禺喃嘸山以及深圳小梅沙等新石器中、晚期遺址中，也出有個別燧石細石器或小型打制石器(詳見文末附表)。此外，從西樵山第7、第11地點等霏細巖的部分有肩斧、錛、尖狀器、龜背形砍砸器、刮削器和細薄長石片等的打片法，也可以看到它們與細石器石片的打片法有著承襲關系。因此，我認為西樵山細石器遺存應屬于新石器時代早期，其年代大約相當于距今七八千年，下限可能還會延續(xù)得晚一些?？偠灾鏖陨郊毷鬟z存的發(fā)現(xiàn)，填補了華南細石器遺址分布上的空白，提出了廣東石器時代研究的新課題。

其次是屬于新石器中、晚期的地點或遺址。這類遺存多分布于西樵山南、西、北麓或臺地，部分分布于較高的山岡和洞穴，包括采石場(如虎頭巖等)、制石場(如第7、第11、15地點等)、漁獵捕撈和“鋤農業(yè)”(如貝殼堆積、第23地點等)。這類遺存石器的石料，絕大多數(shù)為霏細巖，器形以有肩石器為代表，包括斧、錛、鏟等，石片石器如刮削器、尖狀器、龜背形砍砸器、矛形器等。還有一些霏細巖、細砂巖、石英砂巖的長身、梯形和有段的磨光錛、鑿、矛等，粗略估計在三、四千件左右。其中通體磨光的不過一、二百件，礪石不超過一、二十件。陶片僅有二、三百片，包括繩紋、刻劃紋夾砂陶和泥質、夾砂的幾何印紋陶。石環(huán)等飾物偶有發(fā)現(xiàn)(第15地點)，動物(不包括介殼類)或植物遺骸至今尚無發(fā)現(xiàn)。這些現(xiàn)象與一般定居遺址是不相稱的。幾何印紋陶(如方格紋、曲尺紋、重圈紋、葉脈紋等)的出現(xiàn)，正說明西樵山存在著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遺存。還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證明西樵山存在過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遺址。第一，鎮(zhèn)頭西坡含貝殼層遺址的試掘，經碳十四測定，表明其年代相當于中、晚期(詳后年代部分)。第二，據(jù)金蘭寺、石峽、河宕、茅崗等遺址的發(fā)掘和測定年代可作旁證，在西樵山諸遺址(或遺物地點)中，凡出細繩紋、刻劃紋而未有印紋陶的，可定為中期；凡已出幾何印紋陶的，可定為晚期。第三，從西樵山類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細巖的有肩石器、石片石器)廣泛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地區(qū)新石器中、晚期遺址中亦可得到印征（詳見文末附表）。

由此可見，西樵山遺址是一處大型的、延續(xù)年代很長的、供應范圍很廣的石器制作場，這是最突出和最主要的。同時也有生產生活的遺址，這也是不可否認的?？傊鏖陨竭z址中包涵了新石器各個階段的遺存，主要是中、晚期遺存。

文化內涵

西樵山文化因1958年首先發(fā)現(xiàn)于南?？h西樵山而得名。在一段時間內，它是專指西樵山遺址本身的遺存。從發(fā)現(xiàn)的材料看，西樵山文化應當是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一種新石器時代的原始文化。它區(qū)別于封開黃巖洞類型和英德青塘類型的洞穴遺址，區(qū)別于韓江流域陳橋村類型的貝丘遺址，也不同于粵北的石峽文化，具有其自身的特點。

遺址分布

西樵山文化包括了以西樵山石器制造場為紐帶和西樵山類型的石器等遺物共存為標志的一群古文化遺存。主要分布于狹義的珠江三角洲地區(qū)(一般系指北自廣州石門水以下，西北自三水思賢滘以下，西自潭江以下，東自東莞石龍以下的地區(qū)。包括南海、番禺、順德、中山、斗門、三水、新會、東莞、高鶴、寶安、增城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以及廣州、佛山、江門、深圳、珠海五個市，面積一萬平方公里)。如果我們以西樵山類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細巖的有肩石器作為一種指示物來探索西樵山文化遺址的分布，那么，它的分布范圍可能及于廣義的珠江三角洲地區(qū)(一般指北自北江飛來峽以下，西江自三榕峽以下，東江自劍潭以下的地區(qū)。包括清遠、廣州、花縣、番禺、增城、三水、南海、佛山、順德、高鶴、中山、斗門、新會、江門、珠海、臺山、恩平、開平、博羅、東莞、寶安、深圳、肇慶、高要、四會等二十四個縣、市，總面積為三萬四千多平方公里)（33）。除花縣、順德、四會、江門、肇慶和開平等外，其余各縣、市均有發(fā)現(xiàn)。如果包括香港沿海島嶼，筆者查到有這類石器地點已達一百處以上(詳見文末附表)。西樵山類型的石器在珠江三角洲遺址如此廣泛的分布，一方面正表明它是一個供應范圍很廣的、大型石器制造場(這與珠江三角洲這一沖積平原缺乏適合制造石器的良好石料有關)；另方面可以證明當時(至遲在制作有肩石器之時)已經出現(xiàn)了社會分工與產品交換。應當說明的是，我們并不是將霏細巖石器的有無作為確定西樵山文化同類遺址的唯一標志，而只是把它作為探求西樵山文化分布范圍的依據(jù)和線索。例如，我們并不把番禺和廣州飛鵝嶺等地一些與夔紋陶共存含有西樵山類型石器的青銅時代遺存劃入西樵山文化。又如，我們之所以把香港一些遺址歸入西樵山文化類型遺存，那不僅是蒲臺島、南丫島的蘆須城等地都發(fā)現(xiàn)過霏細巖的有肩石器，更重要的是那里發(fā)現(xiàn)的不少新石器中、晚期遺址的文化面貌都與珠江三角洲十分相象或說一脈相承的（34）。

遺物特征

文化遺物包括石器、陶器、紡輪、骨角牙蠔蚌質的工具和飾物等。這里不準備逐項詳細描述，只略舉其主要器物及其特點。

石器文化

簡介

所謂西樵山類型的石器，一指其石料，二指其器形。以燧石為主要原料的細石器是西樵山文化早期遺址中具有特點的生產工具(具體器物及分類參看曾騏的《西樵山東麓的細石器》一文及本文第一部分的簡述，這里從略)，除主要發(fā)現(xiàn)于西樵山外，珠江三角洲一些遺址也有少量發(fā)現(xiàn)(詳見文末附表)。

以霏細巖為主要石料的有肩石器是西樵山文化中、晚期遺址中最富代表性的生產工具，器形包括斧、錛、鏟等，以斧、錛為大宗。西樵山石器制作場出土的多為打制的(包括一部分廢品和殘件)，刃部多未經磨制，斧或錛的器形難辨；珠江三角洲遺址發(fā)現(xiàn)的多為磨制(刃部磨制或通體磨光)，錛比斧多，還常見一種有肩有段石器。此外，還有一些長身、梯形或有段的斧、錛、鑿以及鏃、矛等。西樵山打制的有肩石器，主要可分四式：Ⅰ式為圓盤狀，柄部不突出，應是從這種圓盤狀石坯打制出雙肩的。Ⅱ式略呈扇形，短柄，溜肩，弧刃

，薄體。Ⅲ式器身呈梯形，長柄或短肩，肩角大于九十度，弧刃的多。Ⅳ式短身，寬刃，肩多呈直角，平刃的多。西樵山類型的有肩石器，其大小、厚薄相差懸殊，可能反映出用途的不同。最大的長達12-14、寬6-8、厚1-2厘米；最小的長僅3-4、寬2-3、厚0.3-0.5厘米。

有肩石鏟的特征是器型大，長身，短柄。西樵山文化中此類石鏟發(fā)現(xiàn)不多，如中山大學在大仙崗采集的一件，器身琢制，全長21.5、柄高3.5、寬9-10.6厘米；省博物館在第7地點采集的一件，全長17、柄高3.3、寬7-7.5厘米。此外，廣州飛鵝嶺菠羅山、番禺西園莊、喃嘸山也有發(fā)現(xiàn)，但時代較晚。西樵山或西樵山文化的有肩石鏟與海南島發(fā)現(xiàn)的長身石鏟，與粵西封開、德慶、高要以及湛江地區(qū)的陽江、海南島儋縣等地發(fā)現(xiàn)的大石鏟(指桂南類型的大石鏟)是否有承襲關系，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35）。

這里再舉幾個數(shù)字，以說明西樵山文化遺址中有肩石器與其它形式石器的共存、比例關系。例一，1960年前在廣東中部低地區(qū)(基本上就是珠江三角洲)發(fā)現(xiàn)的一一四處遺址中，獲得各種石器一○二三件。其中斧鏟類九十八件，有肩的占五十一件；錛類三三四件，有肩的占一三八件，有肩有段的占八十八件，有段的占二十五件。這里四種主要石器共計五四五件，其中有肩和有肩有段的占二七七件，即占50%強（36）。例二，寶安蚌地山出土石器二○○件，其中斧、錛、鑿九十四件，有肩的占五十八件，即占62%，而有段錛僅有4件（37）。例三，佛山河宕舊墟出土石器(不計礪石和裝飾品)二一七件，其中斧(十二件)、錛(八十二件)、鏟(三件)，共九十七件。其中有肩斧八件、有肩錛三十一件、有肩有段錛十八件，有段錛九件。三種合計五十七件，占斧錛鏟總數(shù)的58.7%。其次，在河宕遺址中，西樵山石料的有四十七件(霏細巖的四十五件、燧石的二件)，其中斧

六件、雙肩的占三件；錛類三十件、雙肩的八件、單肩的三件、有肩有段的三件。如此斧錛三十六件，有肩和有肩有段的約占一半（38）。例四，廣州飛鵝嶺九處遺址發(fā)現(xiàn)有肩石器一五○件，占各類石器總數(shù)的80%左右。在有肩石器中，以斧最多，有肩有段和有段錛只有三件。其中Ⅳ式石斧(短身寬肩)和長身石鏟也與西樵山的相近。霏細巖石料也占很大比例，證明其石料應來自西樵山（39），不過，年代應當較晚。以上數(shù)例可以說明，有肩石器在西樵山文化的主要生產工具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大約占60%以上）。有段石器特別是典型的在西樵山文化中發(fā)現(xiàn)并不多，它遠不如石峽文化墓葬出土的那樣典型、精制。但在珠江三角洲晚期遺址中，普遍出現(xiàn)一種中小型的有肩有段石錛，它是否反映著有肩石器與有段石器兩者溶為一體呢尚未見到詳細論證的文章。與此有關的一個問題是，有肩石器與有段石器孰早孰晚的問題。就兩廣地區(qū)——我國有肩石器主要發(fā)祥地和最流行的地區(qū)之一來看，我認為有肩石器要早于有段石器。主要理由是西樵山遺址是發(fā)現(xiàn)的獨一無二的有肩石器制造場，其次，在增城金蘭寺下層、東莞萬福庵下層、新會羅山咀、高要永安夏江村這些新石器中期的遺址中，已經出現(xiàn)有肩石器而不見有段石器。這些遺址或層位一般定在距今五、六千年。而有段石錛在廣東出現(xiàn)地層明確、年代較早的是曲江石峽遺址下層及墓葬。共存的有少量有肩、有肩有段石器及幾何印紋陶。石峽文化墓葬的年代為距今四千五百年上下，下層前一段的年代較早，大致也不超過距今六千年。就全省調查發(fā)掘情況看，有段石器多與幾何形印紋陶共存。

陶器

西樵山遺址發(fā)現(xiàn)的陶器很少(前后出土估計不過二、三百片)，且缺乏完整器。可分兩類：一類是夾砂陶，器形有圜底釜等，這里的一部分陶釜片，具有早期陶器的特征，如黃褐色或紅褐色，胎薄，火候低，飾繩紋、劃紋或壓點紋，有的帶紅色、白色陶衣，年代應當較早。另一類是泥質素面陶和幾何印紋陶，后者也有夾砂的(胎較厚)，紋有方格紋、葉脈紋、曲尺紋、半重圈紋等，年代當較晚。

我們可以從西樵山周圍如南海、佛山以至珠江三角洲的其他遺址，看到西樵山文化陶器的特征。新石器時代中期遺址，如南海觀音廟口、新會羅山咀、增城金蘭寺下層、東莞萬福庵下層、高要永安夏江、深圳大、小梅沙（40）、以至香港深灣F層等。這類遺址夾砂陶器占很大比重(如羅山咀、大、小梅沙都達95%以上)。主要器形是圜底釜，還有罐、缽(碗)、盤、杯、豆和“器座”等。紋飾以各種繩紋和刻劃紋、篦點紋為主。器形一般較小，手制或模制。泥質陶有罐、鏤孔矮圈足盤、平底盆和淺盤、豆、杯等。泥質磨光紅陶(或橙黃陶)占一定比例，并出現(xiàn)了彩陶，這是西樵山文化陶器的一個特點。如金蘭寺、萬福庵、深灣等泥質陶都占有一定比例。金蘭寺下層的夾砂陶占82.5%、磨光紅陶占13.6%、彩陶占3.9%便是一例。

彩已知的有，金蘭寺（41）、萬福庵、小梅殺（42）、香港舂坎灣、銅鼓灣、大灣和蟹地灣等（43）。金蘭寺和萬福庵多為殘片，可以看出的有矮圈足盤等。金蘭寺的彩陶是在磨光紅陶表面繪赭紅色寬帶紋（圈足上），或在盤外繪葉脈狀紋。東莞彩陶的特點是表里均繪彩，泥質黃灰陶先涂白地，再繪暗紅色的寬帶紋或弧形紋。在金蘭寺還出一件可復原的陶缽，泥質灰陶，質地較堅硬，斂口小平底，底部有旋轉痕跡，口沿外繪一道（寬1.2厘米）紅彩寬帶紋?？趶?7.5、高5.7厘米。舂坎灣（Chung Hom Wan）有兩件復原器，均為圈足淺底盤（Shallow Dish）器形略有差別。一件斂口，圈足向內?。涣硪患谛备?，圈足外撇，飾小圓鏤孔，紅陶白衣，盤外繪紅彩波浪紋、圓點紋。同出的還有一件完整的鏤孔圈足直腹細泥紅陶杯，器身刻曲折紋（44）舂坎灣出土的同類彩陶矮圈足盤殘件，省博物館也有藏品（45）。1980年，深圳小梅沙遺址發(fā)現(xiàn)一件彩陶圈足盤，經復原其形制與舂坎灣的一件幾乎完全一樣，唯器形稍大，彩陶圖案更為清晰，美觀（46）。以上彩陶均定為新石時代中期。此外，在我館藏品中，筆者找到一件粗紗陶釜或罐口沿殘片，口沿上有一道紅彩寬帶紋，以下為刻劃紋及繩紋，出于南海縣，編號為“NKG”的遺址。這表明西樵山遺址所在地的南?？h也有彩陶發(fā)現(xiàn)。還有，在佛山河宕下層也發(fā)現(xiàn)過一件完整的泥質橙黃色彩陶圈足小罐，在口沿面上繪三條短條紋，上腹繪一筆流暢的赭色彩條。另外在下層出土有十多件（殘片）泥質磨光彩陶圈足盤，圖案是一種紅色或赭紅色的寬帶紋或寬窄并列的條紋，繪于盤口外或口沿面，花紋比較簡單(47)。總之，珠江三角洲、香港沿海島嶼(以及韓江三角洲海豐等地(48))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遺存中發(fā)現(xiàn)的彩陶，數(shù)量還不多，圖案紋樣比較簡單。器形主要是圈足盤，還有小平底缽、圈足小罐和夾砂釜或罐等，彩陶圖案屬于幾何形花紋系統(tǒng)(帶狀條紋、平行線條紋、葉脈狀條紋、勾連弧線或勾連云紋等)，比較復雜的是小梅沙那種近似勾連弧線紋加圓點等，至今未發(fā)現(xiàn)動植物圖案花紋?？偟娘L格與我國東南沿海省區(qū)新石器中期陶器上刻劃紋的特征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說具有一定的地方特點；但又與青蓮崗文化、曇石山文化、鳳鼻頭文化的彩陶有相似之處。例如，南京北陰陽營有口沿繪寬帶紋的圈足碗，邳縣大墩子彩陶缽上有繪勾連弧線加圓點紋(49)。臺灣鳳鼻頭文化圈足盤圈足上也有類似舂坎灣弧線紋的彩陶花紋。臺中社腳也有類似河宕那種在口沿面上繪寬窄排列的短線條紋(50)，等等。廣東的彩陶與它們可能有一定的關系。

相當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代表性遺址，有金蘭寺中層、東莞龍江村、南海通心崗、灶崗、佛山河宕、高要茅崗、深圳鶴地山、赤灣村、寶安蚌地山(51)、西樵山鎮(zhèn)頭西坡，以及香港深灣cb層等。

廣東新石器晚期根據(jù)石峽下層和中層等遺址的層位疊壓和器物的特點變化關系，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或稱晚期和末期)。上述珠江三角洲的遺址雖然本身還有早晚之別，如金蘭寺中層分有2A層和2B層，河宕遺址可分第2層和第3層，鎮(zhèn)頭西坡貝殼層也可分上、下層，但它們在文化面貌和年代上大多屬于末期，即大體與石峽中層、始興澄陂村窯址相當。

這個時期的陶器，一個特點是幾何形印紋陶的盛行，泥質陶和夾砂陶都拍印紋飾，而且具有特點。以河宕、灶崗與石峽中層比較，前兩者印紋深而清晰，單位結構粗疏，如對角線的重方格紋(大小由四至五重組成)一個單位直徑達4-6厘米。印紋種類也多，河宕一處就有二十多種不同花紋。另一特點是器形承襲、發(fā)展了本區(qū)前期的特征。如炊煮器仍以釜為主，三足器(如鼎等)極少發(fā)現(xiàn)(佛山河宕出土四萬多片陶片，僅見一件實足)。深圳赤灣發(fā)現(xiàn)一種粗砂陶的“爐箅形”器，有的下面支墊器座，應為烤魚類的器物，過去寶安、香港深灣等地發(fā)現(xiàn)的多為殘件，不明用途（52）。另外深圳還發(fā)現(xiàn)一種帶兩個鏤孔的“爐座”(暫名)。這里僅舉河宕為例，河宕舊墟遺址較大面積的揭露及其出土的豐富陶器，在西樵山附近以至珠江三角洲地區(qū)具有相當?shù)拇硇裕刮覀儽容^清楚地看到晚期(末期)陶器的種類和幾何印紋陶的豐富多彩。如盛行圜底釜、矮圈足罐，缺乏三足器類。釜多寬沿敞口(棱角明顯)、扁圓腹。夾砂陶的印紋除繩紋、條紋(籃紋)、劃紋(以水波狀為多)外，還有曲尺紋、梯子形格紋、云雷紋、對角線重方格、凸圓點紋等二十多種。泥質陶主要有罐壺類和盤豆類。罐壺類都附圈足，形式多樣，主要是圓腹和折肩兩類。圓腹的多素面磨光，地層和墓葬中都有出土，是石峽中層未見的。小口折肩的，肩以上無紋，肩以下有云雷紋一至三周，以下多為曲尺紋組合，是末期出現(xiàn)的一種典型器。石峽中層也有，但數(shù)量很少。盤豆類數(shù)量多，以鏤孔矮圈足為主。圈足盤有斂口、子母口和展唇等不同形式，質地多為細泥磨光紅陶或橙黃陶。一

種斂口的磨光紅陶盤，很象仰韶式的紅陶缽，但下面附有圈足，同時在圈足盤中還有一部分彩陶。泥質陶的印紋種類將近有三十種，主要拍印于罐壺類上。此外，河宕還發(fā)現(xiàn)有六、七十片陶片上有刻劃符號，二件器底部刻劃魚紋，符號多刻于圈足盤的底部。石峽下層沒有發(fā)現(xiàn)刻劃符號，中層僅見一個“米”字形符號。而與河宕年代相當?shù)母咭徱舶l(fā)現(xiàn)有十個左右的刻劃符號。河宕下層與中層的陶紡輪有明顯區(qū)別，中層多為素面。下層的其底面多有刻劃花紋，為單線或復線的圓弧線，把底面分成三、四、五等分。還應提到，增城金蘭寺中層，出土過一件形象逼真的陶祖(且)，它反映了這一時期父權制的確立。(53)

工具飾物

在珠江三角洲，港澳沿海島嶼的貝丘和沙丘遺址中，出土有一部分以動物、介殼類遺骸制作的工具和飾物，這也是西樵山文化遺存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特點。例如，在萬福庵、河宕獅子橋、王借崗等遺址，都發(fā)現(xiàn)有蠔殼磨成的穿孔工具。河宕舊墟出有一種特殊形式的穿孔骨針(疑即織魚網織針)。河宕的骨鏃比石鏃多幾倍。新會羅山咀發(fā)現(xiàn)穿孔蚶殼、深灣下層有穿孔鯊魚牙飾。有些遺址還出土魚脊骨串飾等。

墓葬習俗

墓葬特點

西樵山文化的早期墓葬尚無發(fā)現(xiàn)。中期的如新會羅山咀發(fā)現(xiàn)一座二次甕棺葬，葬具為兩件相套的粗砂陶厚胎折肩甕，肩上刻劃一周三角形(內加斜線)劃紋，還有一個刻劃符號。人骨從頭到下肢有序地疊置于甕內，隨葬品有骨簪、穿孔麻龜板飾物各一件（54）。據(jù)《深灣》發(fā)掘報告，在F層及晚期cb層都發(fā)現(xiàn)過火葬及土葬。引人注目的是火葬，這種火葬是從文化層中零星散見的許多碎骨，包括頭骨及肢骨等，經過八百度高溫火化跡象而判定的（55）。

晚期墓葬有較多發(fā)現(xiàn)。1961年金蘭寺2A層貝殼堆積中發(fā)現(xiàn)四座，淺坑或墓坑不明顯，人骨架頭東腳西，仰臥直肢，基本并行排列。鑒定為一女(老)、兩男(青)、一兒童，兒童緊依女性骨架。其中M2(男，25歲±)，有人工拔牙（56）。僅M4女性墓，有長方格印紋陶缶、骨飾各一件為隨葬品。1978年，南海灶崗貝丘遺址發(fā)現(xiàn)六座，墓坑多不明顯，頭向東南，腳向西北，仰臥直肢，經鑒定男女老少均有。僅三座墓各隨葬小石錛一件。1977年，筆者在河宕獅子橋遺址調查，發(fā)現(xiàn)有人頭蓋骨、顎骨、肢骨殘骸，推測應為墓葬。獅子橋的年代與河宕舊墟的中層相當。1977-1978年，河宕舊墟發(fā)掘760平方米，發(fā)現(xiàn)墓葬七十七座(中層五十一座，下層貝殼層二十六座)。這批墓葬在文化層中，多數(shù)沒有墓坑，一部分有淺坑(如M15打破紅燒土居址)。葬式主要是一次單人葬，仰臥直肢，但下層一部分可能為二次葬，仍為仰臥直肢。M12發(fā)現(xiàn)有骨架兩具，墓坑不明顯，經鑒定同為中年女性，還不能肯定為合葬墓。這批墓葬均為東西向，經鑒定的五十六座，男女老少均有，幼童占十座。中層或下層的男女老幼都是間錯排列（還有一些疊壓打破關系），并非同輩的男女有序地排列。經鑒定有一重要現(xiàn)象，即成年男性一律頭西腳東，成年女性一律頭東腳西（57）。二十八座成年男女墓有隨葬品，占成年男女墓總數(shù)的42%，隨葬品共四十件，每墓多者三件，少者一件。女性多隨葬陶紡輪一件，男性多為一件小石錛或鏃、矛，或許仍然反映著男女兩性自然分工。還有，下層墓都沒有隨葬陶器，九件陶器均出于中層或打破中層的墓葬。其中甲區(qū)M1(女老年有三件(泥質黑皮圈足盤二、夾砂方格紋圈足罐一件)。M19(男，青年)，泥質薄胎方格紋敞口凹底罐一件。M23(女，青年)，肩有雙鋬磨光黑皮小陶罐一件。M24(男，成年)，似水晶質地的玦和紅陶圈足小罐各一件。下層墓除了隨葬小石錛、骨鏃、石鏃、石環(huán)、陶紡輪外，有兩座墓隨葬象牙器。兩座墓均為青年男性，M25(30歲±，人工拔牙)，人骨右手腕上戴大象牙環(huán)一件，頭上有半環(huán)形一側帶凹槽的骨飾一件，長10厘米余；M65(25歲±，拔牙)，頭上有大小相若的亞腰筒形器兩件，高7.6、上徑6.2、下徑8.2厘米。制作精致，薄如蛋殼。

更為重要的是，這批人骨架在可供觀察的二十二個成年個體中，發(fā)現(xiàn)有十九個(男十，女九)生前人工拔牙，未拔牙的三個，拔牙個體出現(xiàn)率占82.6%。拔牙個體中，最小年齡為22-25歲(甲區(qū)M63)，拔除的齒種絕大多數(shù)是上頜兩側(也有單側)第二門齒，還有五例是拔除上頜中門齒、中門齒與左右側門齒相結合的，研究人員指出“這是值得注意”的（58），因為我國山東大汶口文化、江蘇邳縣大墩子、福建曇石山等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現(xiàn)的拔牙材料中，拔除或敲去的齒種絕大多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占90%強)是上頜側門齒，一般忌拔上中門齒及下門齒，同時拔牙齒種的不同，往往反映著不同的含義。河宕人骨架體質形態(tài)，鑒定接近于蒙古人種南亞類型。發(fā)表的研究報告又指出。雖然“顯示出一些同赤道人種相似的特征”，“但他們還應該屬于蒙古人種的南部邊緣類型”（59）。男性平均身高約為166厘米，女性約154厘米。比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居民的估算身高(168.4-172.3厘米)矮一些。上述金蘭寺墓葬經鑒定認為“這批頭骨有明顯的黃種人的特征”，并指出“有些形態(tài)如圓頭、拔牙可能對探討我國沿海的民族起源和遷移有一定意義”（60）。如上所述，廣東發(fā)現(xiàn)的二十個拔牙個體，都發(fā)現(xiàn)于珠江三角洲沿海的貝丘遺址，文化性質和年代也相當，均屬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末期，結合《山海經》、《淮南子》、和《唐大和上東征傳》(61)等文獻有關記述以及民族學材料，特別是結合從山東至廣東，我國東方和東南沿海地區(qū)(包括臺灣)考古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體質形態(tài)、拔牙(鑿齒)材料,不難看出廣東發(fā)現(xiàn)的這批墓葬及拔牙資料，具有重要的價值。

總之，上述河宕、灶崗、金蘭寺等貝丘遺址的墓葬有幾個共同特點：(1)墓葬或墓地分布于遺址中；(2)墓坑不明顯或挖淺坑，用貝殼填埋；(3)墓坑或人骨架以東西向為主，實行一次單人葬為主(河宕可能也有二次單人葬)，未見明確的合葬墓；(4)多數(shù)墓沒有隨葬品(約占墓葬總數(shù)的三分之二)，有隨葬品的每座墓多為一件，也有二、三件的。這些情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珠江三角洲一帶當時居民的葬制和葬俗。

地理環(huán)境

西樵山文化分布的珠江三角洲，是一個地勢坦蕩，河涌縱橫，山崗臺地(一說是島丘)棋布，又有不少低洼沼澤地的沖積平原（62）。這種復合三角洲的地理環(huán)境，亞熱帶或熱帶氣候及自然資源的特點，必然給西樵山文化原始居民的經濟來源和生活習俗，帶來很大的影響。這可從遺址類型、自然遺物及居住遺跡(如“干闌式”建筑)等方面得到說明。

遺址類型

在各種類型的遺址-山崗(或島丘)、臺地、土墩、貝丘、沙丘(或沙洲)遺址中，貝丘和沙丘遺址占半數(shù)以上，總數(shù)不少于一百處。廣東新石器中期的遺址多是貝丘遺址，也多分布于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區(qū)。沙丘(或沙洲)遺址如深圳大、小梅沙，香港深灣F層第。屬于晚期的貝丘和沙丘遺址(或文化層)就更多了(參看本文附表)。這類貝丘和沙丘遺址(主要是貝丘遺址)，堆積著大量成層的介殼類和水陸棲動物遺骸。如河宕舊墟發(fā)掘面積760平方米，就出土有三千五百多件各種動物的遺骨，以及數(shù)以噸計的介殼(主要是下層)。下面列舉一些比較重要的種屬，以供研究參考。

象(南海民樂、河宕、茅崗等，民樂象頭骨鑒定為“西樵山亞洲象新亞種)（63）”，牛(河宕中層、金蘭寺、增城石灘仙村、新塘、博羅鐵場墟、民樂龍船田、觀音廟口、深灣[Bos])，豬(河宕，茅崗，龍江村，深灣等，茅崗、河宕經鑒定有小部分屬家養(yǎng))，彌猴([Macca sp.]河宕下層)，馬來鱷([Tomistoma sp.]河宕、東莞龍江村等)，硬頭海鯰(俗稱赤魚[Arius Leiotetoce phalos]深灣數(shù)量多，還河宕，金蘭寺)（64），據(jù)《深灣》報告說是一種深海魚類，產卵時可游至淺?；蚝涌?，斷斑石鱸(俗稱頭鱸，也深海魚類，深灣有大量出土)，海豚、大魟魚(深灣)，麗蚌或河蚌(Lamprotula sp.)蘭蜆或河蜆(Corbicula sp.)，蚶(新會羅山咀、環(huán)城牛頭山、茶坑、外海潮蓮富崗、青瀾、高鶴古椰村、博羅馬嘶村、上南村、惠陽潼湖下里村等)，牡蠣(俗稱蠓，有長牡蠣、僧帽牡蠣等，河宕舊墟、獅子橋、南海大瀝梁邊村，增城仙村、新塘、石灘、博羅鐵場圩，新會環(huán)城、外海、羅山咀等)（65）。此外，有些遺址還有石、陶網墜。以上這些發(fā)現(xiàn)，一方面充分證明漁獵、捕撈業(yè)是當時居民生活的主要來源；另方面，對探討珠三角洲平原的形成和變遷及是否有過海浸等問題，也有參考價值。至于山岡和臺地遺址，從大量磨制石斧、錛、鏟和發(fā)達的陶器看，晚期應有原始農業(yè)的出現(xiàn)。但至今似未發(fā)現(xiàn)過農作物，因此無法作進一步的推斷。

武術文化

黃飛鴻獅藝武術館位于黃飛鴻的出生地南海市西樵山下的祿舟村，距西樵官山城區(qū)僅三公里。武術館籌建于一九九六年，占地面積五點二三畝，綠瓦飛檐，建筑別致，具有清末古建筑風格。館內分設有黃飛鴻故居、黃飛鴻練功休息室、黃飛鴻史跡陳列影視室、寶芝林堂、百草堂、關德興紀念堂等。另有黃飛鴻影視城，黃飛鴻武術村、黃飛鴻水寨等正在規(guī)劃中。

黃飛鴻于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出生于祿舟村，其祖父黃泰、父親黃麒英均是南拳高手，黃飛鴻五歲學父習武，父嚴子專、進步很快，十二歲時擊敗廣州鄭大雄，頓時名聲大噪，時稱“少年英雄”，后開館授徒。黃飛鴻武藝高強，卻從不恃強凌弱，他一生行俠仗義，并開設寶芝林懸壺濟世，以其高尚的醫(yī)德、武德深受人們愛戴。

黃飛鴻獅藝武術館系黃飛鴻家鄉(xiāng)父老為弘揚黃飛鴻醫(yī)德、武德而建。館內除陳列黃飛鴻、關德興等事跡圖片實物外，還定時表演功夫、舞龍、舞獅等傳統(tǒng)項目，黃飛鴻高樁醒獅有世界獅王之稱，其表演精彩絕倫，讓你大開眼界，堪稱世界一絕。吸引眾多海內外游客前來欣賞。

榮譽及其他

2019年2月2日，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為2018-2020年度“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xiāng)”。

2019年9月11日，西樵鎮(zhèn)入選“2018中國鄉(xiāng)鎮(zhèn)綜合競爭力100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