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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掘歷史

1978年至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區(qū)和墓葬區(qū)，發(fā)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貴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龍盤、陶鼓、鼉鼓、大石磬、玉器、彩繪木器等精美文物，震驚海內外，確定了陶寺文化。

1999-2001年，確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圓角長方形，東西長1800米，南北寬1500米，中期城址總面積為280萬平方米，方向225°。從此陶寺遺址的田野發(fā)掘與研究的目的從探索一個龍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轉向探索一個都邑聚落的布局與性質，追尋其社會組織發(fā)展水平是否已經進入到國家社會。而從考古的角度探索一個都城遺址，可以通過城墻、宮殿、王陵、宗教禮制建筑等考古遺存在判定。

2002年春季開始，陶寺遺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一直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發(fā)掘4000平方米，確定了面積為56萬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層貴族居住區(qū)、宮殿區(qū)、東部大型倉儲區(qū)、中期小城內王族墓地以及祭祀?yún)^(qū)內的觀天象祭祀臺基址。

陶寺北墓地2016年考古發(fā)掘取得重大收獲，共發(fā)掘春秋晚期墓葬5座。其中2座大型墓葬為春秋晚期墓葬，同是大夫一級的貴族夫人墓，出土有鼎、豆、鑒、壺、簠、舟、鬲、盉、盤、甗等青銅容器35件，以及樂器銅镈8件、銅紐鐘9件、石磬4套20件和玉飾件等隨葬品，為研究煌煌800年的晉國史提供了寶貴材料，發(fā)掘中發(fā)現(xiàn)了東南門址和東南拐角處的側門。

2017年春季發(fā)掘中，考古工作者對疑似東南門址和東南拐角處的側門進行了擴大發(fā)掘，基本確認陶寺文化早期開始挖基槽夯筑城墻，中期繼續(xù)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時，在早期墻基之上略微錯位挖出較淺的晚期墻基槽夯筑城墻，同時，發(fā)掘中還通過解剖確認了東墻的存在，本次發(fā)掘基本確認了陶寺遺址宮城的存在。

發(fā)掘成果

文字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遺址中發(fā)現(xiàn)一片扁壺殘片，殘片斷茬周圍涂有紅色，殘片上朱書兩個文字，其中的一個字為“文”，另外一個字專家們有“堯”“易”“命”等多種解釋。文字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關于中國文字的起源，大家公認甲骨文是初步定型成熟的文字系統(tǒng)，但同時也認為在甲骨文之前還有一段很長的歷史。這個殘片上的朱書文字表明，早在比殷墟早七八百年的陶寺時期，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文字，它們的發(fā)現(xiàn)對于研究中國文字的起源有著重要的意義。

建筑

在陶寺類型居住址中發(fā)現(xiàn)很多小型房址，周圍有道路、水井、陶窯和較密集的灰坑。房址分地面、半地穴式和窯洞三種，以后兩種居多。半地穴式房基平面多作圓角方形，少數(shù)呈圓形。長、寬一般在2～3米。室內地面涂草拌泥，經壓實或焙燒，多數(shù)再涂一層白灰面，并用白灰涂墻裙，可見當時白灰已得到廣泛應用。居住面中央有柱洞和灶坑。墻面上往往有或大或小的壁龕。有的還在室內一側設置灶臺，灶臺后部有連通室外的煙道。窯洞式房址四壁向上弧形內收形成穹窿頂，高約2米，平面形制、結構等多與半地穴式房址相仿。水井為圓形，深13米以上，近底部有用圓木搭壘起來的護壁木構。陶窯為“橫穴式”，窯室直徑在0.7-1米，有多股平行火道或葉脈狀火道?；铱佑型残?、袋形、鍋底形等幾種。此外，還發(fā)現(xiàn)夯土碎塊和刻畫幾何紋的白灰墻皮。

從2013年3月31日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西省考古所聯(lián)合持續(xù)對陶寺遺址疑似宮城城墻進行了發(fā)掘。到2017年年中，已基本廓清了宮城城墻堆積、結構、年代、發(fā)展演變等問題。陶寺宮城位于陶寺遺址東北部，呈長方形，東西長約470米，南北寬約270米，面積近13萬平方米。方向大體北偏西45度，即315度，與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由北墻、東墻、南墻、西墻組成。城垣地上部分已不存在，僅剩余地下基礎部分。南墻西段及西南拐角被大南溝破壞掉。

發(fā)掘發(fā)現(xiàn)宮城城墻東墻與南墻之間存在缺口，缺口寬10余米位于宮城東南角，應該是出入宮城的側門，更為重要的是，缺口處靠東墻內側接出一夯土基址，長約10米、寬約11米，很有可能是側門東墻上“內墩臺”基礎。而南墻在此拐角處又繼續(xù)向外（東）延伸出約15米收回，整體形成短“L”形。另外，在南墻基槽外側發(fā)現(xiàn)有一處與基槽同期的磉墩類柱礎。經過對南墻和東墻的進一步解剖，確認二者均存在陶寺文化早期與晚期兩期墻基槽，而內墩臺為陶寺文化晚期。也就是說，陶寺文化早期開始挖基槽夯筑城墻，中期繼續(xù)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時，在早期墻基之上略微錯位挖出較淺的晚期墻基槽夯筑城墻。

考古發(fā)掘者推測陶寺文化早期時門址所在只有始建的宮城南墻，中期繼續(xù)使用，晚期簡單改建或重建并向外接出兩側夯土基址，形成類似“闕樓式”的門址。

考古隊對宮城東墻也進行了解剖性發(fā)掘，通過解剖確認了東墻的存在。東墻整體寬13.6米，實際上包含陶寺文化早期和晚期兩個時期的墻基槽，二者略有錯位，早期墻基槽偏東，墻基槽殘寬約10米，陶寺文化晚期墻基槽偏西并打破了陶寺文化早期墻基，殘寬近4米，基礎較深，約4米以上。陶寺文化早期東墻墻基夯筑質量較好，平剖面夯筑板塊非常明顯。

墓葬

陶寺居民的部落公共墓地，在居住地的東南，面積3萬平方米以上。它的使用時間，大致同居住地相始終，發(fā)現(xiàn)墓葬1000余座，都是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個別俯身葬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單人葬，頭向東南，排列整齊。不同的氏族葬區(qū)在墓葬規(guī)模和坑位密度等方面，存在著差別。這里的墓大致可分為三類：

大型墓：長3米上下、寬2米多。使用木棺。隨葬品可達一、二百件，有彩繪陶器、彩繪木器、玉或石制的禮器和裝飾品以及整豬骨架等。已發(fā)現(xiàn)9座，不及墓葬總數(shù)的1%。經鑒定，墓主都是男性。

中型墓：長、寬尺寸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隨葬成組陶器（包括少量彩繪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幾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見豬下頜骨數(shù)個至數(shù)十個。這類墓占墓葬總數(shù)的近10%。死者多系男性，僅分布在大型墓兩側的為女性。

小型墓：墓坑小而狹長，一般長2米，寬0.5米左右。大多沒有木質葬具和隨葬品。這類墓約占墓葬總數(shù)的90%。

陶寺墓地各類墓“金字塔式”的比例關系，應是當時社會結構的反映。早期大、中、小型墓在規(guī)模和隨葬品有無、多寡、品類、優(yōu)劣等方面，差別已經十分顯著，顯示出氏族成員間的平等關系早已被破壞，貴賤有別高下依序的等級制度已經存在。處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致，有鼉鼓、特磬等重要禮器，推測墓主應是掌握祭祀和軍事大權的部落首領人物。而占墓葬總數(shù)將近90%的小型墓，墓室僅能容身，死者身無長物。

器具

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和武器，有石制的斧、錛、鑿、鏟、刀、鏃，骨質的鏟、錐、鏃，陶紡輪和制陶用具陶拍、陶墊等。扁平長方形石鏟數(shù)量多，晚期出現(xiàn)有肩石鏟。石鏟和木耒是當時兩種主要的起土工具，灰坑壁和墓壁上留有它們的痕跡。

隨葬的陶器有灶、罐、壺、瓶、盆、盤、豆，個別墓有鼎和觚。凡泥質盆、罐、壺、瓶、盤、豆，均施彩繪，都是燒成后著彩，以黑陶衣為地，上施紅、白、黃彩；或以紅色為地，上施黃、白彩。紋樣有圓點、條帶、幾何形紋、渦紋、云紋、回紋、龍紋、變體動物紋等。斑斕絢麗的彩繪陶器，構成陶寺類型文化一大特色。彩繪蟠龍圖形的陶盤，是其中富特征的器物。這是迄今在中原地區(qū)所見蟠龍圖像的標本。從出土情況判斷，龍盤是一種禮器，龍紋則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標志。一些彩繪紋樣與商、周青銅器花紋頗為接近。

大型墓出上的彩繪木器，構成陶寺類型文化的另一特色。這些木器的胎骨都已朽沒，依靠殘存的彩繪顏料層得以剔剝出原來的形狀，已知有案、俎、幾、匣、盤、斗（勺）、豆、“倉型器”、鼓等多種器形。木鼓均成對，與一件大型石磬（特磬）同出。鼓腔作直筒形，高1米，直徑0.4～0.5米，系樹干挖制而成，外著紅彩或以紅色為地，用黃、白、黑、藍諸色描繪出繁褥的紋飾。由散落在鼓腔內的鱷魚骨板得知，當初是以鱷魚皮蒙鼓，即古文獻中所稱的“鼉鼓”。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石禮器和裝飾品有磬、鉞、瑗、環(huán)、梳以及用綠松石、蚌片鑲嵌的頭飾、項飾、臂飾等。石磐通常用石灰?guī)r打制而成，作倨句型，長80～90厘米。它和鼉鼓都是已發(fā)現(xiàn)的古代同類樂器中早的珍品。墓中還有一種大型廚刀，通常大小3件成組出現(xiàn)，類似的器物在古代黃河流域是十分罕見的。

有不少從陶寺遺址出土的樂器，包括鼉鼓、土鼓、特磬、陶鈴、銅鈴、陶塤等。據(jù)考古專家介紹，整個陶寺遺址中共計發(fā)現(xiàn)類似樂器26件。其中，鼉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類樂器中早的，這也使鼉鼓與特磬配組的歷史從殷商上溯一千多年；陶寺出土的銅鈴，是中國已發(fā)現(xiàn)早的金屬樂器，該銅鈴紅色，長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含銅量為97.8%，遺址早期文化層中，曾發(fā)現(xiàn)過同樣形制度陶器。這些樂器的出土，對于揭示四千多年前的音樂發(fā)展水平，認識音樂與祭祀、埋葬習俗的關系，探索禮樂制度的起源與發(fā)展，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龍山文化時代陶寺先民過著長期定居的農業(yè)生活，掌握了較高的建筑和鑿井技術，有發(fā)達的農業(yè)和畜牧業(yè)。飼養(yǎng)的家畜有豬、狗、牛、羊等，以豬為多，盛行用整豬或豬下頜骨隨葬便是例證。制陶、制石、制骨等傳統(tǒng)手工業(yè)已從農業(yè)中分離出來，還產生了木工，彩繪髹飾，玉、石器鑲嵌和冶金等新的手工門類。生產的多樣化和專業(yè)化，使社會產品空前豐富。

文化特點

陶寺遺址早期文化遺存的主要特點是：陶器主要為手制，陶胎一般比較粗厚，器壁厚薄不均勻，器形也不如何規(guī)整；陶器顏色較雜，紋飾主要采用繩紋；炊具釜灶較多，其次為扁矮足鼎，侈口深腹罐、陶缸等；器具以平底器為主，圈足器很少，袋狀三足器僅有一種；盆、罐、甕的扣多平折；扁壺的對稱鈕多在頸部。從已發(fā)現(xiàn)的陶器群來看，除折腹盆的形制和廟底溝仰韶文化的淺腹盆有著某些相似之處，陶缸、矮足陶鼎等可以在山西、河南等地的其他龍山文化遺址中找到對比材料外，其他大部分的器形大多是初次看到，據(jù)此基本可以說明這一期文化遺址的特點。

陶寺遺址晚期文化遺存的主要特點是：陶器的制作方法除手制外還出現(xiàn)了輪制、模制等其他制作方法，陶胎較薄，器壁厚薄較為均勻，器形也較為規(guī)整，咋的陶相對于前期已經很少，絕大部分為火候較高的灰陶和磨光黑陶；紋飾除早期的繩紋以外，籃紋也成為了主要的紋飾，方格紋則已成為居繩紋、籃紋之后的紋飾；炊具主要是陶鬲，其次是部分三足器，沒有發(fā)現(xiàn)釜灶、鼎、缸；泥制容器中，形制大小不同的圈足罐、折肩罐十分普遍，圈足豆、敞口盆、單耳杯比較多見；扁壺一側壺腹中部明顯外鼓，口部下收有短頸，凸狀鈕施在戶口鹽商；罐、盆、豆等器口內沿多見雙折細棱等。從整個器群來看，這期遺存有一些接近河南龍山文化的因素以及較多與河南龍山文化三里橋類型相近的因素。

陶寺遺址的早晚兩期文化遺存，就文化面貌來看，兩者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并且已有跡象表明，陶寺文化早晚兩期遺存之間有承襲關系，從總的方面來看，仍屬龍山文化范疇，但同時又具有自身的特點。因此，考古學界將陶寺遺址視為黃河中游龍山文化的另一種新的類型。

文化地位

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起源和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斷發(fā)展積累和匯集，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成熟的文明。而一般認為國家的形成作為文明階段的標志。對于國家的形成標志，一些學者提出其標志應當包括文字、城市、大型禮儀性建筑以及青銅器等。而在分析陶寺已發(fā)現(xiàn)的遺存之后，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文明因素在陶寺遺址中都可可以找到原型。而且中國古代的巫文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禮樂典章制度的發(fā)達也應當肇始于陶寺文化。

2015年6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在國新辦舉行的“山西·陶寺遺址發(fā)掘成果新聞發(fā)布會”上，介紹了對陶寺遺址考古的重大成果，認為：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就是堯的都城，是早的“中國”；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夠像陶寺遺址這樣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志，陶寺遺址已經進入文明階段。

考古報告

歷經長時段考古挖掘，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編纂與修改，集結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fā)掘報告》于2015年12月12日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