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東薛氏是漢唐時期關中六大姓（韋裴薛楊柳杜）之一。

河東薛氏并非世居河東的土著，東漢末年，有一支任姓薛姓進入蜀地，因薛永升授蜀郡太守，被世人稱為“蜀薛”。蜀滅亡后，薛氏舉宗五千戶徙于河東汾陰，并以汾河以南、黃河以東為大本營。根據(jù)《新唐書》記載，河東薛氏分為南祖、西祖兩個房支。薛氏原為武力強宗，再加上所處地理位置特殊，使得河東薛氏在晉隋之際成為不同政權(quán)爭相拉攏的對象。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河東薛氏由地方豪強發(fā)展為文官武將盈門的士族，官至五品以上者三百余人，駙馬二十余人，獲封公爵侯爵的主要家族分支三十多支。南北朝時期，河東薛氏興建或占據(jù)的壁壘主要有薛永宗壘（又名臨汾壘，今山西臨汾附近），薛強壘/薛通城（原萬泉縣城/泰州府城，今山西萬榮縣萬泉鄉(xiāng)），楊氏壁（今陜西韓城附近），以及華陰魏長城（今陜西渭南華陰附近）等。

河東薛氏陸續(xù)涌現(xiàn)出隋代著名詩人薛道衡，西秦霸王薛舉，薛仁杲，薛仁越父子，唐代叔侄宰相薛元超、薛稷，名將薛萬鈞、薛萬徹兄弟，名將薛仁貴，薛訥父子，明代著名理學家薛瑄，鄞國公柱國大將軍陽武侯薛祿等一大批杰出人才。

《新唐書》載有柳芳氏族論：“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即河東薛氏為當時的關中郡姓（函谷關以西的著名士族）的代表之一。

主要介紹

河東薛氏是蜀漢滅亡后從蜀地內(nèi)遷至河東的一支豪強家族。十六國時期由于長期紊亂的政治局勢，再加上它雄厚的地方實力，薛氏一直采取“憑河自固”的政策對抗各民族政權(quán)，具有很強的分裂性和割據(jù)性。國家的統(tǒng)一需要地方勢力的支持，隨著北魏統(tǒng)一黃河流域，薛氏也開始由地方性向中央性轉(zhuǎn)變。盡管薛氏各分支的中央化程度是不同的，但到北朝末年，其主要房支基本整合到中央政權(quán)之中，成為促進國家由分裂走向統(tǒng)一的社會力量。

《北史·薛辯傳》在《魏書·薛辯傳》基礎上，增加了其父親薛強的大量事跡。此外《北史·薛修義傳》相比《北齊書·薛修義傳》也增加了不少內(nèi)容。但這些增加的內(nèi)容，《資治通鑒》沒有采用。此外，據(jù)薛元超墓志和薛修義墓志來判斷，這些增加的內(nèi)容可信度不高，基本上是為了掩飾河東薛氏來自蜀人的痕跡。

相關介紹

河東薛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支著名的世家大族，也是一支頗有特色的大族。雖然魏晉、隋唐時期的各種姓氏書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都把薛氏的家族淵源追溯到兩漢以來的高門——兗州薛氏。東漢末年，有一支任姓薛姓進入蜀地，因薛永升授蜀郡太守，被世人稱為“蜀薛”。蜀敗薛永子薛六降魏，拜河東太守，為河東望族。從魏晉之交到北朝初年的百余年間，河東薛氏逐漸發(fā)展成為一文具有強大地方勢力的豪強大姓，整個家族也衍化成若干枝系。

薛氏與河東薛氏并非同義，河東一詞的記載大概來源于《禹貢》關于九州的記載，當時的河東屬于冀州的勢力范圍。自漢代以來，河東所轄的地區(qū)范圍不斷發(fā)生變化，但其疆界基本上以現(xiàn)代的山西西部為中心，有時也包括今河南北部、安徽北部的一小部分。這雖是一個彈丸之地，但由于它介于兩大名都長安和洛陽之間，與其它州郡形成眾星捧月之勢，形成了當時中原所在地的中心。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會成為當時各民族政權(quán)的必爭之地，這對于經(jīng)濟、文化都相對發(fā)達的河東而言，必定是一場浩劫。作為當?shù)氐暮雷鍎萘?，要想獲得生存，必然會不斷與各民族政權(quán)之間發(fā)生關系，這也是薛氏生存的政治大環(huán)境。

相關記載

《元和姓纂》：“皇帝二十五子，以為任姓，裔孫奚仲居薛，至仲虺為湯左相，代為侯伯，歷三代凡六十四世，周末為楚所滅，公子登仕楚，懷王賜沛邑為大夫，遂以國為氏，望出河東、新蔡、沛國、高平。”

《姓氏考略》：“本自皇帝任姓之后，裔孫奚仲居薛，歷夏、殷、周64代為諸侯，周末，為楚所滅，后遂氏焉?！?/p>

《吳錄》：“孟嘗君封于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遂以薛為氏?！?/p>

《魏書·官氏志》：“西方諸部叱干氏，后改為薛氏?！?/p>

《通志氏族略》：“遼西有薛氏?！?/p>

薛氏在戰(zhàn)國時代便已是能人名士輩出。譬如，當時主張長幼尊卑皆應有序的薛居州，秦國以善于相劍聞名的薛炬，以及稍后佐劉邦定天下有功、在漢高祖所定的十八侯位中列第十四的薛歐，都是早期歷史上的薛姓知名人物。

從記載中也發(fā)現(xiàn)，在魏晉以前，薛氏與河東是毫無關系的，因為在此之前，河東地區(qū)原住地并無薛氏一族。

河東薛氏是蜀漢滅亡后從蜀地內(nèi)遷至河東的一支少數(shù)族豪強家族。結(jié)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即在一個十分重視門第觀念的時代，薛氏遷入河東，必然遭受到當?shù)匾鹿谕宓钠缫暋Ｑκ喜粌H直至十六國時期才崛起，而且在此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被中原人士視為“非我族類”，被蔑稱為“河東蜀”或“蜀薛”，顯然是其他大族力圖與其劃清界限。這樣的資歷與身份，不僅不能與一流高門相提并論，就是二、三流的大族，也有充分的理由蔑視他們。但是就是這樣一支飽受冷眼的家族在河東經(jīng)過十六國、北魏初年的發(fā)展后，很快堂而皇之地被列入郡姓，與漢晉以來的高門同列。經(jīng)北魏、東（西）魏、北齊（周），并貫穿于隋唐兩代，經(jīng)久不衰，最終發(fā)展成為河東一帶名副其實的重要士族，并在該時期的社會勢力變化中發(fā)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南北朝時期，薛氏發(fā)展成為一支重要的世家大族。但由于不同社會因素的影響，薛氏不同房支的發(fā)展方向表現(xiàn)出明顯的差異。“西祖”一支向文的方向發(fā)展，逐漸具備士族的文化特征。“南祖”一支則沿著割據(jù)性和軍事性的方向發(fā)展，雖然因其軍事力量躋身高門，但始終保持了地方豪強的分裂性和破壞性。

重要人物

薛齊，薛永子，蜀漢巴蜀二郡太守，曹魏光祿大夫；

薛懿，薛齊子，襲焉陵侯；

薛恢，薛懿一子，任河東太守，號“北祖”；

薛雕，薛懿二子，號“南祖”；

薛興，薛懿三子，晉河東太守，號“西祖；”

薛堂，薛雕孫，晉上黨太守；

薛濤，薛興子，晉中書監(jiān)，襲安邑忠惠公；

薛強，薛濤子，后秦大司徒，馮翊宣公；

薛辯，薛強子，后魏平西將軍，汾陰武侯，并州、雍州刺史。

薛謹，薛辯子，初仕劉裕府記參軍，后奔魏授河東太守，襲汾陰侯，任平西將軍，秦州刺史。

薛謹五子：洪祚、洪隆、瑚、昂、積善，號“五房”，即薛氏五門大房。

長子薛初古拔（本名薛洪祚），除散騎常侍，拜駙馬都尉，南豫州刺史，封平陽公。

薛洪隆，薛初古拔弟，河東太守；

薛瑚，薛洪隆弟，河東太守，仇池都將；

薛胤，薛謹子，鎮(zhèn)西大將軍，立忠將軍，河北太守；

薛裔，薛胤子，洛州刺史；

薛孝紳，薛裔子，太中大夫，華州刺史；

薛端，薛洪隆曾孫，東魏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吏部侍郎、尚書，驃騎大將軍，蔡州、基州刺史，封文城郡公；

薛胄，薛端子，北周上儀同，司金大夫，兗州刺史；

薛聰，薛瑚子，北魏書侍御史，直閣將軍、都尉，齊州刺史；

薛孝通，薛聰子，白銀青光祿大夫、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常山太守；

薛道衡，薛孝通子，吏部侍郎，內(nèi)吏侍郎，潘州刺史；

上面列舉的僅限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當然，薛氏子孫遠不止這些，從以上列舉中可以看出，薛氏成員任職以地方太守、刺史為主。據(jù)毛漢光先生統(tǒng)計，北朝時期，薛氏五品以上人數(shù)達47人，而此時的河東聞喜裴氏為46人，河東解縣柳氏20人，所以薛氏在當時的政權(quán)中是有一定分量的。

地方豪強

如前文所述，薛氏本非河東土著大族，而是從外地遷入后移植的社會勢力。與其它土著大族相比，薛氏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它的地方豪強性。地方豪強，顧名思義，往往具備雄厚的地方勢力，其成員多秉承武勇粗豪的門風，對中央政權(quán)采取若即若離的態(tài)度，有較強的分裂性和破壞性。

外部環(huán)境復雜

作為河東的土著士族，裴氏與柳氏在中央政權(quán)中任職的較多，因此他們的中央化程度也較高。加上自永嘉之亂后，裴氏與柳氏不少支族南遷，故其地方勢力大為減弱。而薛氏家族遷移到河東后，其基業(yè)并未曾轉(zhuǎn)移過，加上其成員多是武將出身，職務以地方性為主，中央化程度較低，其地方性色彩就顯得濃厚的多。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薛氏所處的外部環(huán)境。從河東地理位置上來看，薛氏的勢力范圍在龍門、稷山一帶，即河東的最北端。據(jù)嚴耕望先生分析，自北入經(jīng)稷山是入關中的主要道路。這必然是兵家必爭之地。所以，薛氏既要時刻面對狂飆而過的胡騎，又要面對西方關中地區(qū)的氐羌，這種復雜的外部環(huán)境使薛氏成為當時大族中最具地方豪強性格的一族。

崇尚武功

薛氏地方豪強性的一個表現(xiàn)是薛氏比較崇尚武功。眾所周知，士庶之分的一個明顯標志就是為官有清濁之分，高門士族往往不愿意出任武職，視之為濁官，即便出任武職，也總覺得屈尊，這應是士族社會的一般特征，如這一時期的江東士族就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然而薛氏情況卻不一樣，薛氏是從外地遷入的社會力量，遭受當?shù)卮笞宓呐艛D，因此清官一般不會由薛氏成員擔任，那么通過武職獲得升遷就成為薛氏家族仕宦之路的捷徑。從前面薛氏仕宦表中也可以看出，薛氏成員的確出過不少將才，薛辯、初古拔、薛端、薛脩義等都是當時的著名將領。

薛氏堡壁

薛氏地方豪強性的另一個表現(xiàn)就是薛氏堡壁的存在。堡壁是當時地方勢力的重要據(jù)點，自保及軍事作用是其主要功能。為抗擊當時來自北方的胡騎，堡壁在當時極為盛行，薛氏由于其特殊的外圍環(huán)境，自然對堡壁格外青睞，汾河之南的薛通壁和黃河以東的薛壁是當時抗擊胡人的主要據(jù)點。這些堡壁，地勢極為險要，易守難攻。薛通壁原為薛強壁，乃汾陰人薛強當慕容之亂時筑堡自固，城在山上，距汾陰縣城八十里，“（苻氏陽平公）融曾為書聘強，未成，苻堅經(jīng)河東，至其壁下，強亦不與見，苻堅諸將請攻之，苻堅顯然不欲師老于此而作罷。”

為官斷案

薛氏的地方豪強性格在其為官斷案中表現(xiàn)的也很明顯。如，薛胤于太和時為“河北太守，郡帶山河，路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兩千余家，侍強憑險，最為狡猾，劫掠道路，侵暴鄉(xiāng)閭，胤至郡之日，即收其奸魁二十余人，一時戮之，于是郡盜懾之，郡中清肅”。而裴夙亦在高祖時為“河北太守，忠恕接下，百姓感之”。“裴俠為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民等感俠遺愛，乃作頌記其清德焉”。北魏高祖時柳崇為“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鄉(xiāng)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高祖乃遷崇檢斷，民官息訟”。同樣是解決民事糾紛，裴氏以寬厚仁愛得頌，柳氏以儉斷清明聞名，均非采取強力手段，而薛氏卻是以高壓手段“一時戮之”，其地方豪族性異常明顯，薛胤的高祖薛強、曾祖薛辯、祖薛瑾、父薛洪祚均有此豪強性格。在當時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下，這一豪強性格是薛氏得以存在的重要條件之一。

政權(quán)關系

漢魏以來，高門士族都是政治舞臺上的主角，無論在中州大地、江南水鄉(xiāng)還是在西北邊陲，他們不僅具有雄厚的經(jīng)濟實力，而且把持中央和地方各級政權(quán)，有著顯赫的社會地位和聲望，成為地主、官僚、鄉(xiāng)紳三位一體。作為外來遷入勢力的薛氏要想獲得生存，也必然會與各民族政權(quán)之間發(fā)生關系，這也是薛氏生存的政治大環(huán)境。

薛氏一族是地方豪族勢力移植成功的一個典型。按照當時的社會狀況，群雄并起，天下大亂，人民為避戰(zhàn)亂，紛紛向江南和巴蜀遷徙，而薛氏的遷徙方向卻是由南向北，遷入了胡族的勢力范圍，這一反?，F(xiàn)象應是魏晉政權(quán)的一項有意的安排。在當時大量胡族南遷之時，僅憑中央政權(quán)的力量是無法阻止的。所以將薛氏遷至河東，一則將蜀薛北遷河東，就大大削弱了當時蜀漢的社會基礎，以防蜀漢政權(quán)死灰復燃。在這一點上，魏晉并非首例，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之后，曾遷六國移民于關中，如記載：“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戶”，置于秦朝的嚴密監(jiān)視之下；漢武帝為打擊地方豪強的勢力也采取了遷徙豪右的辦法，“內(nèi)實京師，外銷奸猾”置于中央政權(quán)的控制之下，從而做到“不誅而害除”。二則充實中原地區(qū)，以薛氏勢力抗拒南進之胡族。在這兩種目的的支配下，原政權(quán)的歸降部族往往最容易充當這種角色。據(jù)載：“薛辯，字允白……祖濤與薛祖、薛落等分統(tǒng)部眾，故世號三薛；父強，復帶領部落……總攝三營，善綏撫，為民所歸。歷石虎、苻堅，常憑河自固。仕姚興為鎮(zhèn)東將軍，入為尚書，強卒，辯復襲統(tǒng)其營?！睋?jù)《北史》載“辯遂歸魏……帝謂之曰‘朕委卿西番，志在關右，卿宜克忠良算，與朕為長安主人’。辯既還任，務農(nóng)教戰(zhàn)，恒以數(shù)千之眾，摧抗赫連氏。帝甚褒獎之?！睆挠涊d來看，薛氏在晉時還是受到重用的，甚至所受的政治禮遇并不亞于蜀漢時代，因此可以說明薛氏作為一支外來勢力移植成功是受到當朝政權(quán)大力支持的。

社會作用

十六國時期薛氏的社會作用主要是以地方性為主，薛氏憑借雄厚的經(jīng)濟、軍事實力，以其部族武力割據(jù)一方。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四：

永嘉之亂，中原淪陷，汾陰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劉（淵）、石（虎）、苻（堅）者數(shù)十年。

顧炎武《亭鄰文集》卷五《裴村記》：

汾陰之薛憑河自保于石虎，苻堅割據(jù)之際，而未嘗仕于其朝。

薛強、薛辯父子期間，先后經(jīng)歷了后趙、前秦、后秦和東晉劉宋政權(quán)。在此期間，他們與各個民族政權(quán)之間一直保持著若即若離的態(tài)度，采取“憑河自固”的策略，隨著局勢的變化及時易幟，并未實際參與中央政權(quán)的政治活動。這也是一般地方勢力的最主要表現(xiàn)。

這一形勢發(fā)生變化是在北魏時期，因此薛氏真正與中央政權(quán)發(fā)生關系也是從北魏開始的。北魏泰常四年（419年），劉裕放棄長安，薛辯也率領宗族棄劉投向北魏，雙方一拍即合，關系一開始就比較密切。投靠北魏的當年，薛辯即前往平成朝見明元帝，明元帝對其十分器重，愿與他共做“長安主人”。辯子瑾，授內(nèi)都做大官，輔政，深見器重。薛瑾子洪祚，魏太武帝賜鮮卑姓初古拔，尚西河公主。

這種一拍即合的密切關系，出于雙方各自的利益需要。當時實力蒸蒸日上的拓跋氏正準備進攻關中，而薛氏所處的河東北部正是平城通往關中的戰(zhàn)略要地。薛氏在這個關鍵時刻投靠拓跋氏，對自己日后在北魏的政治地位即由地方性向中央性過渡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薛氏一支西祖為例，北魏孝文帝之前，西祖入仕者以州郡的主簿、別駕、功曹、中正、太守、刺史和將軍為主，而且絕大部分在本州郡任職，只有兩人曾仕于中央政府。也就是說此時的薛氏的中央化程度還是很低的。而到了東西魏北周時期，薛氏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能量迅速提高，開始進入中央決策集團。在此期間，西祖成員仕于中央政府的比例大增，人數(shù)遠遠超過地方官。據(jù)統(tǒng)計，這一時期為官者共有16人，而仕于中央政權(quán)的是11人，占總數(shù)的三分之二強，就是擔任地方官的也不再局限于本州郡。在中央任職的官員中，薛端為吏部尚書，久掌選曹；薛善以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兼京兆尹，是宇文護的心腹股肱；薛道衡官至內(nèi)史侍郎，“久當樞要”。這標志著薛氏已進入所謂“關中本位集團”。這種地位為其在隋唐前期達到極盛打下了雄厚的基礎。西祖一支在政治上的迅速發(fā)展與這一時期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特別是在北魏末年，北方板蕩，士族豪強皆大力發(fā)展其地方勢力，甚至擁兵割據(jù)。不久北魏分裂，在東、西魏紛爭中，汾水黃河交匯處是雙方必爭之地，而這一帶主要是薛氏的勢力范圍，占據(jù)該地，進可取平陽、晉州，直指晉陽，退可據(jù)以保關中。所以“周齊爭勝于河汾間，郡常為兵沖”，所以其歸屬何方影響政局甚大，擁有強大地方勢力的薛氏，就成為雙方籠絡的對象，薛氏家族有才能者自然倍受重用，中央化程度明顯提高。

北魏分裂后，薛氏家族產(chǎn)生了明顯的分歧，薛氏房支薛脩義及其從弟薛嘉族、從父薛光熾傾向東魏（高氏），薛脩義實際勢力主要在汾水北岸一帶，“時值絳蜀賊陳雙熾聚眾起義，義以雙熾是其鄉(xiāng)人，遂輕詣壘下，曉以利害，熾等隧降”。又載，“高祖（高歡）為晉州刺史，見脩義，待之甚厚?！币苍S是這段淵源，在高歡廢魏帝自立以后，薛脩義又投向北齊高氏“從高祖平爾朱兆”，薛氏房支薛崇禮“屯楊氏璧，脩義以書招之，崇禮率萬余人降”，有了薛氏房支的支持，高歡獲得重要助力，勢力不斷西擴；與東魏相比，西魏在人力、物力方面居于明顯劣勢，要與高氏相抗衡，必須廣泛結(jié)合地方實力派，特別是所謂有募兵力的家族，這時傾向西魏的薛氏主要是薛氏大房，該房的主要領袖是薛端、薛善，《周書》載，“魏孝武帝西遷，引端同行……東魏遷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逵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曉喻村民等，多設奇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即東遁，爭船溺死者數(shù)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陽氏壁?！庇捎谘Χ说闹С郑瑬|魏在汾陰——關中線上發(fā)展并不順利。東魏太平四年（537年）十月，高歡率眾十萬“出壺口，趨蒲坂，自后上濟河”，與宇文泰戰(zhàn)于沙苑，高歡敗歸。西魏乘機“進軍蒲坂，略定汾絳”，薛氏大房薛善接應西軍，西魏很順利攻下河東。西魏攻下河東后，宇文泰命善為汾陰令，承認善在汾陰的實際統(tǒng)治權(quán)，薛善很自然地“干用強明，一郡稱最”，于是“兼督六縣”，又進而“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jiān)”“賜姓宇文氏”。薛氏在北周政權(quán)的地位更加鞏固，中央化程度進一步提高。

然而，薛氏各支由地方性向中央性的發(fā)展程度是不平衡的。例如，魏太武帝真君六年（445年），盧水胡人蓋吳于杏城（今陜西黃陵縣西南）聚眾起義，“河東蜀”薛永忠起兵響應，而作為同一宗族的薛辯孫初古拔不但不予以相助，反而出兵參與討伐，很明顯，薛永忠起兵響應，是地方割據(jù)勢力的代表，而初古拔出兵討伐自然是代表了中央的統(tǒng)一力量，中央化程度的差異是很明顯的。由地方性向中央性的過渡也是一個緩慢的歷史過程，同樣是薛氏家族的另一支南祖，整個北朝時期始終保持著地方性和豪強之風，在《魏書·薛安都傳》中所載的16位成員中，只有三人曾仕于中央政權(quán)，其余人皆為太守、將軍，在薛永忠起兵反叛時，薛安都也參與其中，薛氏南祖的地方豪強性格一直到隋唐時才有所減弱。

在北齊與北周對峙的后期，由于北周政治的腐敗，薛氏一族的主要房支都投向了北周，從毛漢光先生所統(tǒng)計的河東薛氏人物動向表來看，當時仕于北周政權(quán)的除任驃騎大將軍的薛端外，還有薛胄（開府儀同大將軍）、薛琰（渭南太守）、薛睿（新豐令）、薛溫（鄯州刺史）、薛善（京兆尹、博平公）、薛慎（驃騎大將軍）、薛明（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薛回（涇州刺史）、薛慕（隴州刺史）薛世雄（帥都督）；與此相對照，仕于北齊的除名將薛脩義外，史書記載的僅有薛道衡、薛光熾、薛嘉族、薛震幾人。薛氏的主支大部分歸向北周政權(quán)，使得汾水南的地區(qū)成為北周的強烈支持區(qū)。

由此可知，薛房大支因助西魏而重見于朝廷，西魏也在包括薛氏在內(nèi)的地方勢力的幫助下，逐步改變劣勢，為其日后北周伐北齊奠定了基礎。

余論

消除地方割據(jù)勢力，實現(xiàn)和維護國家統(tǒng)一是中央政權(quán)的首要任務，漸次發(fā)展起來的地方豪強勢力是地方統(tǒng)治的一大隱患。對待地方豪強，可以從政治、經(jīng)濟、乃至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對其進行壓抑、打擊甚至殺伐，這一層可稱之為堵，它往往適應于強大的中央政權(quán)之下。另一方面，通過文化與政治相結(jié)合，為豪族勢力開放一條進入政治的通道，這一層可稱之為放，它在中央政權(quán)相對衰落的情況下以地方對抗地方是必須的。因為國家機器的重建需要雄厚的社會基礎，中央政權(quán)需要吸收社會勢力參與政權(quán)，積極尋求與社會秩序的協(xié)調(diào)與合作，這樣方可長治久安。北朝末年，北周政權(quán)在吸收了包括薛氏在內(nèi)的地方勢力參與政權(quán)后，在東西政權(quán)的爭奪戰(zhàn)中，西方的優(yōu)勢日益明顯。建德五年（576年）周武帝以河東為基地，北伐晉、并，摧毀了北齊的軍事中心，北方黃河流域再次得以統(tǒng)一，實因“關中本位政策”，結(jié)合其地方勢力所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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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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